颠沛流离的抗战八年，辗转教书和文学翻译
在北京时，汝龙与巴金已有通信联系，我们逃到上海后拜访了他。这是我们初次与巴金见面，他热情接待了我们，但上海正值兵荒马乱，他也没法给我们找到工作。后来上海又遭日寇大轰炸，随后沦陷，我们只好再南下。沿途打听到我就读的
在西安汝龙曾用笔名及人写了第一篇――也是最后一个中篇小说《一日》，描写我们的流亡生活，投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杂志，寄出后渺无音讯，迟迟未见登载，但是他要实现理想的心迫切，就放弃写小说的打算，专攻英语，致力于俄国进步文学的翻译工作。这篇小说因重庆大轰炸而延误到第二年才发表。宋之的要把它改成活报剧，还在《新华日报》上登启事，找作者商量改编的事，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汝龙曾说，如果当初知道他的小说能刊出，也许就会继续写小说，不干翻译了。
汝龙是受巴金的引导走上翻译道路的。他第一本译的是高尔基的《阿托莫诺夫一家》的英译本（现改名《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的事业》），1947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对他的译作要求很严，认为不够好的就压着不给出版。他自己也把翻译工作看得重要，很神圣，因为他要通过翻译工作实现他为人类献身的理想。
我们离开西安，来到武汉，日寇步步进逼，我们只好从长江乘轮船去重庆。在船上认识了刘?水（后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我们到重庆后人地生疏，走投无路。?水在一家书店里工作，替我们设法登报找工作，说我愿当女家庭教师等。登报后果然有人来找，都由?水替我们接洽，他替我们联系好，到重庆防空司令在别墅办的小学里去教书，这别墅在一个山头上，那儿钱虽少，但有我们俩的住处。这个小学原来只有他的一个亲戚在教课，一至六年级全在一间屋内上课。那个亲戚不会教算术，所以请了我们，工资每月十元，只够买一袋面粉，我们没钱买菜，就做油盐饼吃。我们把学生分了班，认真教起书来。为了给我筹措生产住院费，汝龙下山另教一个家馆英语。我在医院生下第一个女儿。
重庆大轰炸，那位防空司令的太太和儿女从重庆躲到山上来住，原来她也是北京人，认我们为乡亲，表面上说得很好，要给汝龙找合适的工作，并让汝龙教她女儿英语，她供我们伙食。这时我们搬到旁边的小房里去住，她看我们软弱可欺，就把我当保姆使唤，给我些旧衣服，就让我给她洗衣服、做活。汝龙十分气愤，后来通过他姐姐的朋友在江北中学找到教书工作。这个学校的教务主任和训育主任都是共产党员，大部分学生思想进步，图书馆里有很多禁书（马列的书），学生订《新华日报》看，教育局知道这种情况后，撤销两位主任，派了特务来当新校长，监督学生。
重庆大轰炸，汝龙不放心我们，就把我们接下山到江北中学去，我教理化课。这时我怀了第二个孩子。在旧社会，学校对教员每学期发一次聘书，学期底收不到聘书的老师只好卷铺盖。那时非但没有产假，如果女老师怀了孕，就可能被学校解聘，所以我裹紧肚子。让人看不出来，并且因为要筹措生产住院费而去另一个中学兼英语课，每天上六堂课，劳累过度，孩子未足月就生下来，只活了十五天就夭折了。又到学期末了，校长见我们没有大学文凭，在四川又别无出路，就克扣我们，让我们多教课少给钱。汝龙极气愤，不愿受他剥削，托一同事好友苏先生在复兴中学替我们找到教书工作，但课少钱也少。校长知道我们要走，马上来家，又给减课，又给加钱。但是我们仍决心离开江中，去复兴中学。
因躲警报，疲于奔命，很想找个敌机炸不到的地方去教书。后来通过青年会在西充巴蜀中学找到教职。西充离重庆四百里，十年九旱，十分贫穷，学生们每天只吃三顿稀饭，我们就自己做饭吃。这儿的学生纯朴厚道，学习刻苦，非常尊师，与我们相处极好。我们在这儿过了两年安定的生活。汝龙仍白天上课，晚上干翻译，犯困时就站着译书，或抽烟卷提神。该校的教导主任独断专横。不尊重老师。他无缘无故解聘一位语文老师，汝龙打抱不平，向他提出抗议，他还是要解聘那位老师，我们为了支持那位老师，就辞职跟他一起离开西充，临走那天，教导主任不许学生送我们，但是学生对我们感情深厚，大家凑钱从窗户中扔进来，给我们作路费，使我们万分感动。直到现在还有西充中学的学生来看望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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