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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的讥讽性幽默

2008-04-02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本•麦金太尔/文 凌云/编译 我有话说

战争,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目中是硝烟弥漫、横尸遍野,绝无嬉笑戏言的空间。然而,英国人可不同。他们可以用上级军官作为幽他一默的由头而不用担心动摇军心,也可以用纯男人的粗俗战壕笑话来达到不失去自我,更可以同声高唱影视通俗歌曲去“目送”自己的战舰被敌人击中沉入海底。这就是英国人

传统的冷幽默,它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据说还是“战无不胜”的法宝。

1915年,我的舅公蒂姆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已在法国圣埃罗(Saint Eloi)的战壕里作战,被一颗狙击步枪子弹击穿了胸部。这颗子弹直接从他的身体穿过,击毙了站在他后面的士兵。他及时康复并于1918年归队,参与了进攻德国军队在法国康布雷的防御线。在这次战役中他的右大腿、左腿与肋骨均被子弹打穿。

他写道:“既然我还活着,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爬回到山上去。”在战争结束时,蒂姆满身都是创伤,并戴上了军人十字勋章,但他还是非常遗憾地说:“我从未见过一个活着的德国士兵。”

不久前,英国亚历山大・史迪威上校的日记出版,这又让我重温了那些战争年代的讥讽性幽默。史迪威上校记录了自己在战壕里的生活,这是一种无情的智慧与令人惊叹的勇气的完美结合。在他向一个准备向自己扔爆破筒的家伙射击时,发现自己衔着的烟斗冒出的烟熏到了眼睛并模糊了目标。他说:“这让我很恼火,我不得不把燃着的烟斗放进了口袋里。幸运的是,它并没有燃着我的外衣。”史迪威上校开玩笑说老鼠把他头上的生发油全舔掉了,并嘲笑那些理应“被带到前线冻在土里”的将军们发出的愚蠢命令,同时讲述自己被一个弹片伤着喉部,硬把它咳了出来,然后捡起来当做纪念品。

我们都熟悉“一战”的鲜血与污泥、狮子被驴牵着走的形象,生活的无聊无意义与大规模杀戮。但比较受人忽视的是那些战壕里的纯黑色幽默,以及男人在面对死亡时的那些笑话与冷嘲式的逗趣。战争从来就一点儿也不好玩,但它有时却让人捧腹,或者这是因为被人为制作出来才有如此效果的。每年我们都不会忘记战争带来的辛酸,但我们很少能记住那场可怕的战争留下的奇特智慧的成果,这是战争给予我们最不平常的宝贵财富之一。

玩笑是一种至关重要的防御,是士兵们处置他们深陷其中的这个人造地狱的极其荒唐事情的一种方式。正如夭折于“一战”战壕里的英国诗人欧文(Wilfred Owen,1893-1918)写道:“在那边笑着是快乐的8在那里死亡变得荒唐,而活着更是荒唐至极。”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整整一代人在身体与心理上留下累累创伤,但它也传给了人们对荒唐的集体感受,一种将恐怖一笑了之并淡化死亡的共同愿望。

英国民族性格的这个方面在“二战”时又得到强势重现。英国战机在法国上空抛下了幽默传单、“嚎嚎”勋爵(Lord Haw Haw,纳粹德国的英语宣传广播节目“德国之声”的播音员的绰号)遭到的挖苦贬斥、战争部雇佣了一位官方漫画家以致几乎每部战争时期的英国影片都给这位快活的操伦敦土话的笑星分配一个角色,在枪林弹雨中说着笑话。

英国的军队幽默仍然是一种奇特而持久的战争武器。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战舰谢菲尔德号被导弹击中正在下沉时,船员们唱起了蒙蒂・派松(Monty Python,英国系列喜剧电视片“巨蟒”的编导,该片曾在70年代风靡全球)的作品《布赖恩的生活》(Life of Brian)中的歌曲《永远看到生活的光明面》(“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甚至在今天当英国新兵陷入于阿富汗的赫尔曼德或伊拉克时,每当摄影或文字记者走近时,他们都会千方百计讲出点笑话。这已成为军人生活的一部分,虽然还是以一种心照不宣的方式进行着。

在“一战”期间,军官们常常对士兵中毫不动摇的、带些玩世不恭又通常是粗俗不堪的幽默感表示惊讶。索姆河战役的幸存者悉尼・罗杰森这样描述那些普通的士兵们,“照理说应该已精疲力竭并完全厌倦了战争,但无一不打起精神表现出几乎是毁灭性的兴高采烈来。”几乎没有哪一个“一战”时的幽默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幽默很少能日久弥新)。关于“战壕足”(一种类似于冻伤的足疾)、军队配给制以及那些高傲自大又极端保守的早已淡出记忆的少校们等等的笑话不再让人觉得开心了。布鲁斯・班斯法瑟(Bruce Bairnsfather)这位“一战”期间最著名的漫画作者的作品,虽然当时成为了战壕里男人们幽默的重要来源,但现在看来更可能是让我们哭而不是笑了。

《芥子气时代》(The Wipers Times)这份在比利时伊普尔(Ypres,现称Ieper伊珀尔。“一战”时芥子毒气弹首次在此使用,因此该战争毒气被称为Ypres。“The Wipers Times”即为“Ypres”的俚语说法)前线缴获的一台印刷机上印制的报纸是西线上的《私人侦探》(Private Eye,目前在英国流行的同类讽刺与幽默杂志),上面登载有讽刺文章、讥讽小品、笑话、回忆与诗歌。其中有句诗说:“有位索姆河的小姑娘8坐在了编号为五的炸弹上。”在上面发表作品的作者都是一些参与“一战”的普通士兵,他们在嘲弄那些高级军官、讲大话的战地记者或者他们自己。他们甚至还戏仿《泰晤士报》上的“读者来信”栏。在索姆河战役开始后不久,炮火是如此密集响亮,似乎连海峡彼岸的英国萨塞克斯郡都能听得见。一位读者来信道:“亲爱的编辑先生:上周当我爬上掩体顶部时,我能清楚地听到布谷鸟的叫声。我自称是今年春天第一位听到布谷鸟叫声的人,想知道本报是否还有哪位读者自认为比我听到的还要早?”

正如军事心理学家所常说的,幽默在让人团结一致上所发挥的作用比起威胁与恐惧要有效得多。笑声在战斗中降低了人们承受的压力,在恐惧与血腥中给予人们对生活的小小希望。当生与死掌握在他人手中时,讽刺与笑话便越彻底越粗俗越好,这样就能成为参战士兵一种重新确立自我的方法。英国现代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说:“每个笑话都是一次小小的革命。”这句话用在战场上,再恰当不过了。

英国的战士们在糊里湖涂面临死亡时,往往出于本能力图用幽默来抓住生命。这一点毫不夸张,千真万确,但有时会让人心碎。“一战”中,第二伦敦团的伊斯特下士在进攻欧比尼奥巴克(法)时脸部被弹片击伤。在他寻找卫生员包扎伤口时,遇见了同一个营的年轻战友受了重伤。正当伊斯特俯下身去给他水喝时,这位负伤的战士抬起头来看了看他满脸的血,然后说:“嗳呀!你的理发师今早也太毛手毛脚了。”过不了一会儿,他就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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