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史的复兴”引领了西方的史学革命。历史研究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体，劳伦斯・斯通的水兵无疑是个肇始，经过几十年的潜移默化，这种思路似乎已体系化地融入了西方中小学的历史教学，却开始遭致不知道算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批判。
最近，英国皇家天文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近三分之一的英国小学生认为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是登月第一人。这并不奇怪，大人们的知识也好不到哪里去。前不久，UKTV黄金电视台公布了一项关于历史名人的调查，23%左右的观众认为丘吉尔是虚构人物，在虚构人物榜上还有南丁格尔护士、圣雄甘地等，不过大侦探福尔摩斯却被多达58%的观众认为确有其人。对历史教育的担忧由来已久，2006年底，英保守党就曾面向全社会征集合理的中小学历史教学方法以及影响英国历史的名人，并希望借此推进历史教学。在相关报道中，英国家长教师游说组织“真正教育运动”的成员尼克・锡顿认为，“学校不重视史实学习，把许多时间花在无用的教学内容上，例如让学生想像特拉法加战役中一个水手的生活。”
然而，锡顿所嘲笑的一个水手的生活，恰好是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象征。社科出版社《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有一篇杨豫对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的访谈记，记录了这么一段描述：“第一篇（论文）是关于1588年英国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争中政府对水兵的不公正待遇。那是在战争中写的。整个二战期间，我在皇家海军的一艘驱逐舰上服役了五年。参加过那次战争的人都有体会，战争的恐惧只有0.1％，而99.9％的是单调、枯燥、无聊和不舒适的生活。当我们的舰队正驶向南太平洋时，舰只上水兵的经历突然让我产生了一个念头，促使我想去了解过去的水兵生活是什么样子。”斯通以“叙事史的复兴”引领了西方的史学革命。历史研究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体，水兵无疑是个肇始，从前述新闻来看，经过几十年的潜移默化，这种思路似乎已体系化地融入了西方中小学的历史教学，却开始遭致不知道算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批判。
微观之于宏观，究竟是个补充和附庸，还是个颠覆。历史究竟是纲要年鉴与宏大事件的组合还是生活琐碎的细节，是个严肃的方法论问题，争论不休能够满足纯学术的追求。2005年，英国纪念特拉法加战役200周年庆典，来自35个国家的160多艘舰船聚集在英格兰南部海域，重演当年海战。这场壮观的典礼足以让孩子们记住英国皇家海军击败法西联合舰队的丰功伟绩，这场海战之后，英国取得了一个世纪的海上霸权。那个虚拟或现实中的水兵，在历史上肯定不如当时的指挥官纳尔逊上将重要，而海军上将纳尔逊跟他的对手拿破仑相比，又只能算是个小人物了。滑铁卢战役的英雄威灵顿将军也不幸被排在了前边的虚构人物榜上，这些战役和这些大人物的真实性与重要性显而易见，但在历史书与故事书中反复出现的结果则是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历史感却在不断下降。
人们很少去质疑历史有什么用，如果非要问这个问题，以史为鉴应该是个掷地有声的回答。谈到以史为鉴，一个小学生成为普通水兵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为海军上将，那么，去想像一个水手的历史生活和想像将军的运筹帷幄相比也许更为现实。在帝王将相资治通鉴的时代，对老百姓而言，历史也许只是一种娱乐，所以，三国演义远比三国志受欢迎。而三国游戏取代三国演义之后，历史成为一种可以参与互动的虚构，历史学家便陷入了目的性的困惑之中。历史是知识，历史是文化，历史是生活，任何一个命题背后都有陷阱。人类社会并不担心历史的湮灭，荣格的群体无意识理论已把历史经验植根于人类基因，无数的原型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重现于文化、艺术和生活之中，无论我们是否有清晰的认知。
所以，历史完全可以成为一种兴趣，一种对于时空中曾在的尊敬。还原到兴趣，我们理解斯通对于水兵的偏好，这也是所有历史研究者和学习者的权利。当然，历史同时又体现着现世的效用，家长与政治家有权要求孩子们学习历史以增长见闻和培养民族自豪感。不过，效用和兴趣该如何结合，已远远脱离了史学的范畴，成为个人选择和社会选择的难题。新史学方法论在学校教育中遭遇的滑铁卢，多半只是个误会，但历史和现实的相似度，除了那些名人之外，也许真的是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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