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念联大
抗战后期，林语堂从美国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看望当年在清华大学的同学和同事。那次林语堂到联大，给大家讲了一次话，其中有两句话在师生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句话是“不得了”，另一句是“了不得”。第一句是指物质上，第二句是指精神上。这是对当时联大的高度概括
进了新校舍，一栋一栋用铁皮做屋顶竹泥砌墙的教室赫然映入眼帘，好窗户有窗格而无玻璃，甚至没有完整的窗纸，冬天的风呼呼地从这边的窗户吹进，又从另一边窗户吹出。教室的地是不平坦的土地，学生坐的右边有写字板的木椅不整齐地摆放着。冬天上哲学课时，金岳霖教授讲起“三段论”来不时要扭动他围了好几圈毛围巾的脖颈，实在不耐烦了，他会半笑地说一句：“我一忙小动物就活动起来了。”上经济学课时，陈岱孙教授不管窗纸被风吹得多么响，他只管摆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讲他的“边际效用”。“第一碗肉效用价值最高，第二碗肉还很高，第三碗肉……”这时同学们的嘴里流不出口水来，肚子里却咕咕地响个不停，只是风吹窗纸的声音盖过了咕咕声。你要是到食堂去看看，同学们在饭碗里仔细地拣着小石子，那红石子几乎染红了米饭。你再注意看看学生们，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却没有一个人大口吃菜大口咽饭的。往新校舍西边走走，一排又一排的学生宿舍挤在一起，茅草屋顶和灰色的竹泥墙，里面一个挤一个的双层铺，中间放着摇摇晃晃的长木桌，剩下的地面仅能供人走过。你要是看到华罗庚教授到学校去，当时他的腿还没有条件治疗，一脚东倒一脚西歪地走着，叫人看了为他难过。就是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教授们尽心讲课，学生们用心听讲。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一代又一代国家栋梁，就这样培养出来了，就连日后的诺贝尔奖获奖人也培养出好几位。
1988年联大建校50周年，那个现在改为云南师范大学的原联大新校舍，成千的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妇回到当年孜孜求学的地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如茵的草地，漂亮的教学楼，还有那代表北大、清华、南开的三个精致的小亭。人们不能不去看看那昔日铁皮屋顶教室和那安葬着四烈士的陵园，还有那“一二・一”运动纪念馆，陈列着当年触动人心的一个个历史性照片和一张张油印的褪色的义正词严的文章，我不能不在一个玻璃陈列柜前驻足片刻，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二・一”那个时期我写的一篇文章放在陈列柜里面……
我不能忘记这所大学，它确实既不得了，又了不得。它是20世纪中国的骄傲。我幸运，我曾是它的学生。半个多世纪倏然飞逝，我仍常思念它。
翠湖三人屋
那年联大校庆我回到昆明，又回到难忘的翠湖，只是微风吹拂的垂柳不见了，微风吹皱了的湖面看不到了，到处是商业性的娱乐设施和没完没了的摊贩。我无心看下去，径直走进那石块铺成的先生坡。我很快看到了我曾和两位联大好友住了几年的地方。
那个不大的院落还在，依然干净安静，只是大门和砖墙都显得陈旧了许多。我高兴地看到了那间三人屋，房门锁着。我从窗纸破处往里看，空空荡荡，什么家具都没有了，只看到墙角处冷冷清清地放着一把铁锹和一小堆干草。
我想起了屋里原来的样子。一进门就是一个小巧玲珑桌边呈金黄色的绿色圆桌，“一二・一”前后，我们几个“民青”成员曾多次在这间屋子里围着这张小圆桌开小组会。我记得，我还常常在窗下伏在那张小长方桌上写到深夜，那是根据卞之琳教授的意旨翻译一本战争小说，作为毕业论文。我忍着精神上的压力以一个人的精力完成了两个人的工作，使我顺利地在联大毕业，并为我日后的翻译工作做了一点初步尝试。还有，我曾伏在那张小长方桌工作了一整夜，写出那篇檄文性质的文章，作为罢课委员会的正式文件油印，广为散发，并抄成大字报在昆明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
我对这间房子依依不舍，当然还有一些原因，其中并非不重要的一个是这间房子浓缩了我的大学岁月。
我特别不能忘怀这三人屋里居住的另外两位好友。一位是我们的陈大哥。他比我们大几岁，本在香港一家银行工作。抗战开始以后，他抛弃舒适的工作，千里迢迢，来到条件艰苦的昆明西南联大就读。他仍不安于现状，就在那年3月成立了一个“三月社”，把一些进步同学组织起来，定期讨论重大的时事问题。其中有不少是地下党员。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又报名参加了远征军的翻译队伍。到日本投降再回到昆明的时候，他的英语已朗朗上口。接着，就创办了后来驰名国内外的《英语世界》。文革期间，不顾腿疾发展到失掉一条腿，住在三楼一间十几米既是卧室又是办公室又是书房的小屋里。每天要从那窄小陡弯的楼梯独脚上楼下楼外出从事他繁忙的工作。他就是这样一个不知困难不知疲倦的人，这个人就是报刊上经常介绍的陈羽纶。
住在翠湖三人屋的另一位好友，叫邹斯履，他和我同岁，身材瘦小，我们通常叫他“小邹”，早在重庆南开中学我们就同班。我住到三人屋后，只见他每天早出晚归，回来时拿了一份《纽约时报》给我看。上面刊登了一篇报道，题目是“史迪威去职内幕”，里面揭露了蒋介石表面上“国共合作”实际上排共挤共的真面目。那时我正担任我们46届外文系系刊《生活》的主编，看到这样好的材料自然十分高兴。于是我们两人开始译出该报道。从这次合作才看出，他的中英文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值得我学习。为了加快速度，后来索性由他口译我笔录。我们一直工作到深夜才完成。第二天我们的《生活》就出版了。
很多同学围着我们的《生活》抢看那篇报道，连花白头发的教授们也把脖颈伸得很长看那篇报道。我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小邹一大早起来告诉我，他要走了，不让我告诉别人。我自然明白这话的意思。以后一直到解放后在北京，我们才又见面。那时他在中南海一个重要岗位上工作。
这两个好友给我很多帮助，影响至深。回忆起联大的岁月，确实难以忘怀翠湖畔那个发生过许多许多事的三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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