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 首次尊黄潮
夏人源于黄帝部族。《史记・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史记・夏本纪》：禹为“黄帝之玄孙”。《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黄帝作为始祖受到夏人的祭祀和崇奉。《国语・鲁语》：“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
从商人的文化样态来看，确与西部文化不同，应该不是黄帝部族之后裔。甲骨文中有“黄”、“黄尹”、“黄示”、“黄林”，有“帝黄”而无“黄帝”。丁山先生认为“帝黄”即“黄帝”，可惜证据不足。商人在周代逐渐融入华夏族，为“炎黄子孙”这个共同体的壮大做出了贡献。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商人本非炎黄子孙，但商人后裔却是炎黄子孙。
夏商周三族未必都是黄帝之后，他们与黄帝部族的关系有亲有疏，远近不同。相对而言，夏人和周人与黄帝的关系近一些，商人则远一些，虽说夏商周人的族源与祖先崇拜并不完全一样，但却都是在黄帝所开创的大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已初步把不同来源的祖先汇聚成以黄帝为始祖的大系统。西周时，夏商周人已初步形成一个以“夏”、“华夏”为族称的民族共同体，到战国时，黄帝终于成为这个民族共同体共同尊奉的始祖。
成书于战国末年的《世本》记录了黄帝轩辕氏、炎帝神农氏等远古帝王直至周代王侯公卿大夫的世系、姓氏、居邑及制作等，其中帝系篇、氏姓篇梳理，罗列了炎黄世系与后裔，堪称我国谱牒、姓书之祖，《史记》、《汉书》、《风俗通义》、《元和姓纂》、《通志》、《古今姓氏书辨证》、《姓氏急就篇》、《万姓统谱》等多有称引。《世本》为我们展示的黄帝族谱，其血缘上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其文化上的真实性却毋庸置疑。但它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期随着大一统趋势的出现和大一统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祖先认同意识的增强。秦灵公设上下?祭黄帝、炎帝，齐威王铸敦铭记“高祖黄帝”，两个曾分别自称“西帝”和“东帝”的大国国君的尊黄行为极具象征意义。
西汉 二次尊黄高潮
秦汉时期形成了以辽阔的封建王
朝统治版图为基础的疆域一统，以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为标志的政治一统，以农耕生产为特色的经济一统，以杂糅了各家学说的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一统。西汉初年出现了继战国以后又一次尊崇黄帝的高潮，其主要标志就是黄老学的盛行和《史记》的诞生。
汉武帝虽然将黄老学从政治舞台的中央排挤出去，但他对黄帝却崇敬有加。当然武帝崇敬的黄帝并不是什么道家的创始人，而是得道升天的远古圣王，是仙化了的黄帝。从战国起，就有一批方士将黄帝等远古人物说成是神通广大、长生不老的神仙，从而将历史神话化，创造了一套黄帝等人的神话谱系。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了两汉历史上的首次封禅大典，此后遵循五年一封修的定制，又先后五次封禅，创下了帝王封禅之最。
两汉时期最尊崇黄帝的非王莽莫属。“莽自谓黄帝之后，其自本曰：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汉书・元后传》）王莽曾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汉书・王莽传》）王莽之所以大张旗鼓、不厌其烦地宣称自己是黄帝、虞舜之后，黄帝是自己的初祖，毫无疑问是在为自己找寻代汉的依据及合法性，这与战国时取代了姜齐的齐威王铸敦刻铭宣扬“高祖黄帝”有异曲同工之妙。
真正把黄帝民族始祖的地位确立下来的是司马迁。翻开《史记》，第一位进入我们视线的人物就是黄帝。在司马迁的笔下,不仅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些圣贤明君是黄帝子孙,而且秦、晋、卫、宋、陈、郑、韩、赵、魏、楚、吴、越等诸侯们也是黄帝之后,甚至连匈奴、闽越之类的蛮夷原来亦为黄帝苗裔。如此一来,便把各族统统纳入到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族谱系中去了。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也是中国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时期。黄帝在民族大交融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凝聚作用。曹魏自称汉相曹参之后，陈寿引王沈《魏书》曰：“其先出于黄帝。当高阳世，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取曹魏而代之的司马氏在追溯家世时亦称“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晋书・宣帝纪》）是与不是无从稽考，由此可知时人确有攀附黄帝，自认黄帝子孙之习惯。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的帝王、贵族更热衷于以炎黄子孙自居。
黄帝在唐人心目中地位究竟有多高？宰相李德裕曾上疏敬宗曰：“臣闻道之高者莫若广成、玄元，人之圣者莫若轩黄、孔子。”（《旧唐书・李德裕传》）黄帝和孔子并列圣人之首，成为中国文化的偶像。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说：“姓氏之学最盛于唐”。唐人林宝的姓氏名著《元和姓纂》“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而成书于战国末年的《世本》简直就是一部黄帝和炎帝的族谱。唐代族谱已不可见,宋明以后的族谱大都攀附历史上的同姓名人,甚至远祖黄帝,故而梁启超感叹“寻常百姓家谱,无一不祖黄帝。”
宋代黄老道流行，宋真宗尊黄帝崇道教，他曾对大臣们宣称自己梦见了天尊，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宋史・礼志》）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六年下诏“崇饰诸州黄帝祠庙”，翌年“禁文字斥用黄帝名号故事”（《宋史・真宗本纪》），“其经典旧文不可避者阙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详细罗列了各种姓氏之来源，其中源自姬姓的有30余姓。
元朝第一次实现了中国游牧区与农耕区的完全统一。元朝统治者面对比自己多出许多倍的汉人，不得不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尊崇黄帝便在其中。有明一代除了短祚的建文帝外，其余诸帝皆派遣官员祭祀过黄帝陵。清代对黄帝的崇祀有增无减，自顺治以下十帝中除最后一位宣统帝溥仪外，皆遣官致祭过黄帝陵，致祭次数远胜前朝。
辛亥革命时期 第三次尊黄高潮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列强侵华的不断升级，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以及西方民族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中华民族开始由自在转向自觉，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尊奉黄帝为汉民族始祖，使用黄帝纪年，自称黄帝子孙，谒祭黄帝陵，推崇黄帝为国魂，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尊崇黄帝的高潮。
1908年9月,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李仲特与井勿幕、郭希仁等人在西安大雁塔秘密开会,决定在重阳节祭扫轩辕黄帝陵。会议推举郭希仁、张赞元起草《祭黄帝陵文》,并约定邻省在陕同盟会员共往。大家假扮成延长油矿考察员、商人、猎户等,纷纷赶往黄陵。最后到达黄陵参祭的共有30人。祭陵仪式庄重俭朴,当恭读祭文时,大家无不激动万分,有的甚至失声痛哭。
抗日战争时期 尊崇黄帝第四个高潮期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浴火重生的时候。黄帝成为号召与激励海内外华人共同抗战的一面旗帜，中华民族真正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中共中央在给中国国民党的电报中称:“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蒋介石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说:“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国共两党同祭陕西黄帝陵,毛泽东亲撰祭黄帝陵文,蒋介石亲题“黄帝陵”三字,他们都以“炎黄子孙”自居，黄帝成为促进两党再度合作的催化剂，尊崇黄帝进入第四个高潮期。
改革开放时期 第五次尊黄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统文化曾一度受到冷落。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阶级斗争的话语系统里，没有黄帝的位置。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开始了复兴的伟大征程，包括黄帝在内的传统资源重新受到重视。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其中说道：“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此后，海外华人纷纷回祖国探亲访友，投资建厂，“炎黄子孙”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词语。从1980年起恢复了每年清明节祭扫黄帝陵的活动，陕西黄帝陵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近年来祭陵活动越来越隆重，河南新郑、浙江缙云等地也举行纪念黄帝的活动。第五次尊崇黄帝高潮的出现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重新重视传统文化的结果。
2005年4~7月，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相继率团访问内地。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内地的第一站就是黄帝陵。他反复强调“炎黄子孙不忘本，两岸兄弟一家亲”。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会见宋楚瑜时说：“两岸的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相聚在一起，都感到非常的亲切。”新党主席郁慕明说：“新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反对分裂国土，坚持反对否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矢志不渝，始终如一。”
尊崇黄帝的前两次高潮恰为中华民族的滥觞和形成期（先秦秦汉时期），第三次和第四次高潮正值中华民族的危机与抗争期（清末至民国时期），第五次高潮适逢中华民族的复兴期（改革开放时期），二者若合符节，绝非巧合。纵观中华民族滥觞、形成、发展、自觉、复兴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黄帝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清楚地看到黄帝与中华民族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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