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是否有黄帝其人？

2008-04-09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有话说

关于三皇五帝（包括炎帝、黄帝）的传说，以往史学界在态度上有两种偏向。一种是直接引为信史，另一种是断然否定其史学价值，后者以“古史辩”派为代表。前者为信古派，后者为疑古派。近来学者推崇冯友兰先生的“释古”说，努力超越“信古”和“疑古”，以求对古史获得一种新的理解。“信古”派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神话传说有很大虚构的成分，不能直接反映历史真实。神话可以不依赖任何具体的历史事实，进行文学式的想像。传说则须以某些真实的历史背景为依托，再加上想像的情节，虽说比神话更接近生活，仍不能直接用为历史资料。“疑古”派在破除迷信古史上有贡献，但疑古太过，亦有偏失。许多人认为他们错在史料处理简单化和未能充分重视和利用更广泛的古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所以人们努力去引证古史资料，包括金文和各种考古新发现，以证明炎黄说和五帝说的历史真实性。我认为仅此是不够的。“疑古”派的错误不单在史料的运用鉴别上，更在理论的视野和方法上。其一，不了解古神话传说积淀着人们世代集体的历史记忆，在大量想像式故事背后隐藏着历史真实信息；其二，缺少多视角尤其文化学视角的考察，不了解神话传说乃是先民构筑民族文化认同符号的重要方式，是弥足珍贵的。研究文字以前的文明起源史，没有文化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考察，只局限于实证史学的狭隘框架，是无法做好的。用近代人类实证科学的思维模式去评论上古人类的精神活动，忽略了先民文化形态的特殊性，看起来“科学”，实际上并不科学。

按照文化学的理念，神话与传说不应简单归结为非科学的思维，它乃是先民在当时条件下把握世界和保存历史的特殊方式。古史学者徐旭生在《中国传说的古史时代》中将神话与传说加以区别后指出：“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不仅是传说，对神话亦可作如是观。原始神话的文学色彩固然很浓，在其深层不也隐藏着历史的“质素”、“核心”吗？因此，神话与传说都可以纳入大史学的视野，成为研究上古史的有用资料。例如“三皇”的神话之一：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在神人英雄故事形式下，积淀着中华上古文明的阶段性演进（人工取火、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的历史回溯。传说则比神话有更多的历史真实内涵，只是传承的方式不同于文字纪录的历史。

“五帝”传说有多种，表现出早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远祖认同上的差异。但由若干氏族集团交融而成的华夏族已经出现，以黄帝为共祖的中华民族的刍形逐渐明朗。《史记・五帝纪》所记载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乃是一种强势的祖源谱系，能表现中华民族融合形成的历史，为较多的人群所认同，在实际生活里起着凝聚族群的作用。考古学资料和中国民族史研究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是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复汇聚与辐射，逐步壮大。在这其中黄帝集团和炎帝集团及其合并起了轴心的作用。从黄帝起，在部落联盟基础上形成前后相续的古邦国（民族国家的前身），包括唐尧、虞舜时代，他们都自认为是黄帝、炎帝的子孙，构成较统一的历史与谱系。后来炎帝崇拜与神农氏崇拜合一，上升到“三皇”谱系，故“炎、黄”中“炎”在前，而“五帝”世纪从黄帝开始。黄帝是氏族社会向民族国家过渡时期的主体族群的首领和代表，是中华民族共推的英雄祖先。既然当时的历史只能靠世代心口相传，而人们又普遍具有宗教意识，不能不使黄帝传说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后来史家如司马迁不满足文学式的描绘，便把黄帝等五帝具体化为实人实事，把传说变成纪实，不免引起后人争议。这些都不妨碍我们透过“故事”，抓住背后最有价值的内涵：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和中华早期文明的集大成者，在他身上凝聚着整个民族的智慧和创造，他是族群的化身。因此，我们不必去烦琐考证其人其事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