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科学时报》针对自然科学界的状况，发出了“渴望”真正学术批评的呼声。其实，社会科学界的情况何尝不是如此。在这里，多年来对此也总是呼之者有之，而应之者寥寥。目前学界是真正到了痛下针砭的时候了，否则，这里的不正之风和腐败就会成为不治的顽症。
别的不说，就单看近些年学术“包装”造假
看看，目前一些人，就是这样对著作搞请托，做“包装”的！
不久前，甚至连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1月3日)上也出现了这种“包装”造假的事情。事情原委是这样的：一篇原在国内已经发表过的类乎综述性的文章，经作者请俄国学者翻译后，投稿寄给《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版》（2007年第4期）发表了，这本来也还是无可非议的。不过，该大学学报历史版编者对我国学界情况还是了解一二的，因此，需要引起读者注意的是，人家在发表此文时，做了相当审慎的、不无深意的编辑处理：首先，特意加了一个副标题：“一个中国史学家的看法”（准确翻译应是如此）；与此同时，在文章之首，即在编者按的位置，把俄文译者“推介说明”的数百字，加了一个小标题：“译者的话”（或可译为“译者按”）。这是译者对该文所涉课题在中国学界研究情况的说明，和对这位“著名”中国作者职务和身份的介绍。下面有译者本人的署名：“哲学博士”某某。值得注意的是，在正文最后，该学报还打破通常做法，别有深意地特别标识了一个“附言”：“2007年2月9日投稿编辑部”。
看了莫斯科大学学报对该文所采取的这种特意编排处理，明眼人一目了然这篇文章的来历和性质：该文系投稿而来，有俄文译者的推荐说明，文章提供的是“一个中国史学家”的“一家之言”。应该说，这是清楚而毫无疑义的。
可是，就是这样一篇文章，经过这家“机关报”的转载，又特加该报自己的“编者按”，同作者一起，进行四层“包装”之后，最后竟变成了如下情状：
首先，一个普通的“译者按”，被国内这家机关报特加的“编者按”，说成了是“在国际学界有影响的”莫斯科大学学报的“按语”。
其次，把投给国外刊物的这篇“投稿”，经由这家报纸向国内读者的“推荐”，又说成了是“在国际学界有影响的”莫斯科大学学报的“转载”。
还不只此。第三，经此一转载，莫斯科大学学报上原有的副标题――“一个中国史学家的看法”不见了。指明题目范围和性质的副标题，对于正文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删去这个副标题意味着什么？同“译者的话”（在这家机关报上公然被说成了是莫斯科大学学报的“编者按”）对照起来，就俨然由“一个中国史学家的看法”，变成了“绝大部分中国学者”的观点。
第四，借此转载之机，俄文“译者”兼推荐者的身份、头衔也被改变了：原自署“哲学博士”的这位俄国学者，又被加了头衔，改了专业，说成了是“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在这里，译者本人自署的“哲学博士”被改作了“历史学博士”，译者本人不愿使用的另一身份，又被特意强加上了。众所周知，由“首席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所写的有关本专业的推介之文，同属于非专业的一个普通“译者”所写的几句话，这在学术分量上是大不相同的！故意作此改动，究系何意？人们一看即明，无非是借抬他人吹嘘自己。
把在国内已经发表过的几乎同样内容的一篇文章，通过“出口转内销”，竟是劳心费神如此，采取上述四层乔装伪饰，在该报上炫耀成了一个十分醒目的大标题：“《莫斯科大学学报》转载我学者文章”。在这里，我们不禁要提出一个多数读者都会怀有的疑问：该文从俄文文本转到中文文本，上述的一些乔装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是该机关报编辑部收到的中文文本就是如此，还是由编者这样编排处理的？如果属于前者，那是有关当事人有意所为，但编者也有失察之责；如果是属于后者，那编辑应当承担向读者提供不实信息之责，理应发文给予公开纠正。
这里还要提出一个问题：一篇学术文章，为什么要如此绞尽脑汁，进行这样周详细密的“包装”？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不能不让人推想，通过这种学术“包装”，是追求“学术外”的某种东西。并且，人们还会发问：搞学术，而心不在学术本身，却在“学术之外”；这种“心不在焉”、“心在学术之外”的学术，难道是真正的学术吗？
做学问，原本是老老实实的事情，其宗旨就是“求真”二字。一是，要“求”研究对象之“真”；二是，要“保”研究成果之“真”。如果作为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失了“真”，那么请问，作为学术著作内涵的研究对象之“真”，何以承载？如果学术著作“真”之不存，那么，研究对象“真”之焉附？如果说商品之类、各种物件，哪怕是像书籍的外在形式――封面装潢等，可以包装的话（但也不可过度包装），那么，对学术著作本身的内容、性质、评价等等，难道可以搞“包装”吗？在这里搞“包装”，乔装作假、难道能保持“求真”这一学术宗旨吗？“求真”这一学术的本义和宗旨一旦丧失，“学术”本身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因此，“包装”造假，这是一个攸关学术生命的重大问题，是保持学术本真的大敌，深望引起学术界有关方面和广大学人的重视，从根本上加以纠正和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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