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大学发展史，人们关注的重点却一直是那少数几所处于“文化中心”的“名牌”，而对诸如河南大学这类处于“文化边陲”的“非名牌”大学却少有一瞥。研究当年的河南大学在当时教育提起中国现代大学的创立、发展，人们自然会想起北大、清华，想起交大、北洋、南开、武大、厦大，想起燕京、协和、辅仁、圣约翰……更不用说已成“传奇”的西南联大了。在这一连串光华璀璨的“名星”照耀下，确实没有几个人会看到相形黯然的河南大学，会想起这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
其实，河南大学是中国创办最早的几所现代综合性大学之一。1912年，民国刚刚建立，河南大学的前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便在“七朝古都”开封成立。而清华大学的前身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也只在清王朝覆灭前的1911年才刚刚成立。河南地处中原，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传统文化深厚；然而，因是兵家必争之地又长期战乱不断，更加旱涝频仍，经济、文化早就大大落后，昔日的“东京繁华”早已是“千年一梦”。然而，在经济、文化落后，风气保守质朴的河南，却建立起中国最早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之一、进而成为全国最早的大学之一，可见新知识、新观念的春风此时已冲破重重阻力，一点点吹进了中国的腹地。
倡导发起河南大学的，是当地一批有身份、有地位的有识之士，在对社会的《公启》中申明了发起缘由：“夫国之强，强于学，一省亦然”，而河南教育落后，人才匮乏，所以老大河南“既不能与各国相角逐，复不能与各省相角逐”。开办“预校”，就是要引进“西学”强省进而强国。“国之强，强于学”，如此简洁的几个字，便说出了国家强盛的“基本国策”。如果说饱学之士在当时有此识见已属难得，那更为难得的是，豫省政要也能认同此论、接受此议，在民国建立之初政局动荡不安、兵荒马乱之时居然能兴办并不能迅速增强自己实力、政绩的学校。虽然后来局势一直不稳，权力更迭频繁、内乱不断，但为了保证教育经费不致中断，河大校长与省教育界多方陈情，促成以全省契税专款作为教育基金。这一近似国外大学基金制的制度，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使河南的教育经费得以独立。民间与官方的良性互动，是河大成立、生存的重要因素。然而，“国之强，强于学”毕竟还是少数精英所持之论，没有成为普遍的认识、缺乏深厚的根基，因此其“命运”委实坎坷。在其后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学”不仅不被认为可以强国，反而被等同于“落后”甚至“反动”。在这种大背景下，“文革”中包括赫赫有名的“中国科技大学”在内的几所重点大学被“赶”出北京时，都曾希望能在交通便利、离京城较近的郑州“落户”，却被当时的河南主政者拒绝。提及此事，当代许多河南人与本书作者一样，颇多感叹，甚至抱怨主政者的缺乏远见。其实，在那种大环境下，愿意“惹此麻烦”的地方领导毕竟少而又少，实不必苛求。所幸，经历急风暴雨之后，“科教兴国”又成基本国策，与好几十年前的“国之强，强于学”，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河南大学选址于河南贡院旧址，正是中国千百年来最后两次全国会试之地。按常理，会试应在京城举行，但京城的顺天贡院在庚子之乱时被焚，慈禧、光绪仓皇出逃，他们在开封行宫作出了在河南贡院进行全国会试的决定。1903年的癸卯会试和1904年的甲辰会试便在开封举行。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开封的河南贡院则成为这一具有一千好几百年、给中国社会和政治带来深刻影响的考试制度的寿终正寝之地。在此处兴办现代新式大学，意味着旧时代的终结与新时代的诞生，同时也意味着承前启后，意味着“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换。既有深厚传统，又得风气之先，时间不长，河南大学办学成绩就引人注目。因此，当1927年国民党开始执掌大权、对大学作统一规划管理时，全国成立了五所“国立中山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分别为前四名“国立中山大学”，而河南大学为“国立第五中山大学”。除北大外（清华第二年改为“国立”），河南大学是北方地区唯一的多学科综合性国立大学。由此，可见河南大学在当时教育版图中的“分量”之重。今人恐怕想不到，从1912年建校开始，到1952年“院系调整”前，先后在河南大学任教任职、受学的有冯友兰、范文澜、姚从吾、刘盼遂、郭绍虞、汪敬熙、董作宾、杨廷宝、赵九章、李先闻、赵连芳、涂治、侯镜如、于秀民、王实味、邓拓、白寿彝、嵇文甫、赵俪生、尹达、王国权、任访秋、姚雪垠……
从1952年起，在“院系调整中”河南大学命运陡然生变。河大的农学院、医学院独立出去，搬到郑州分别成为河南农学院、河南医学院，水利系调往武汉组成武汉水利学院，财经系调往武汉组成中南财经学院，畜牧兽医系调往江西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调往位于武汉的华中农学院。河南大学由一所在国内享有相当声望的综合性大学，变成地方性师范院校，更名为“河南师范学院”。1956年，河南师范学院又被“一分为二”，相当一部分成为新成立的“新乡师范学院”的主干；河南师范学院再次更名为“开封师范学院”。1979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化”“知识”重新受到重视，“开封师院”在这一年改名为“河南师范大学”，随着学校建设的飞速发展，1984年又恢复“河南大学”校名。从“河南大学”到“河南大学”，这段“更名史”却也与国史紧密相联。
河南地处中原，但近代以来却是“文化”的“边陲”。研究中国大学发展史，人们关注的重点却一直是那少数几所处于“文化中心”的“名牌”，而对诸如河南大学这类处于“文化边陲”的“非名牌”大学却少有一瞥，以至我写此文时，仍不得不以“清华”等名校作为参照来表明“河大”的地位与意义。但近代以来那些“名牌”大学毕竟少而又少，或可作为中国大学的“代表”，却难以作为中国大学的“典型”。因为直到现在，“非名牌”大学及其毕业生仍占绝对多数，各行各业更多的是千千万万“非重点”大学毕业生。从教学设施、师资配备、经费拨款直到学生构成，方方面面，少数“名牌”与大量“非名牌”都有明显差异。所以河南大学的历史当更具典型性。
如今河南大学正在努力重振雄风，力图跻身一流大学。当年的河大如何成为“文化边陲”中的一个亮点、如何在中国大学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确值得今天的河南大学，不，值得所有类似大学借鉴、思考。
（《河南大学的青青子衿》已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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