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与儿童文学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当代著名作家几乎都从写儿童文学起步，一旦成名，就不再染指被轻视为“小儿科”的儿童文学。但浩然在从事“成人文学”创作之余，一直不忘为孩子写作，成为国中罕有的既写“成人文学”又写儿童文学、且均著卓异成就的“两栖作家”，他一生
1998、1999年我受命选编《1949―1999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儿童文学卷》(署名冰心、樊发稼主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入选该书的7篇“文革”前的儿童小说中，就有浩然的一篇极富农村乡土生活气息、儿童情趣十分浓郁、曾在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奖的《大肚子蝈蝈》。80年代中期，他出任《东方少年》主编后，不仅为这个儿童文学刊物的发展，也为北京和全国的儿童文学事业殚精竭虑，费尽宝贵心血。1989年5月下旬，他主持刊物作品评奖，为避免种种不必要的干扰，特意将评审会议设在他的住地――河北三河段甲岭镇。会议期间，我们曾到他家中做客，家中陈设简陋之至，和当地一般农民并无二致。他和地方领导、当地农民关系极好，出门所见，几乎都是熟人。人们热情称他“浩然老师”或“老梁”，他总是谦和地笑笑，与之寒暄几句。他的穿着打扮和“作派”，实与一般农民无异。浩然一直热情关心和扶持文学幼苗，非常感人。90年代他几次因患中风行动不便，但每年夏季中国少年作家班在北京举行的开学典礼，他必抱病参加。
质朴的浩然
浩然始终保持着难得的农民质朴、淳厚和善良的本质，没有半点“大作家”的架子，待人热情真诚，极重友谊情分。2000年3月，北京作协召开著名工人诗人、浩然的好友李学鳌逝世十周年追思会时，浩然抱病从河北三河赶来作协主持会议(浩然时任北京作协主席)，由于他患脑血栓语言有障碍，在会后的午餐时，大家要他讲几句话，推辞不得，他激动地站起来只说了声：“好、好，大伙儿吃、吃吧！”此情此景，想起来犹在眼前。
浩然因在“文革”期间的特殊经历，使他饱受责难。其中一桩“公案”就是所谓浩然参与了对老舍的“迫害”。对此他哭笑不得。一次记者曾就此事采访过他，他有所解释和辩白。不久，《天津日报》发表了《浩然在撒谎》一文。我问浩然是否看了这篇文章，他愤愤地说：“没有。也不想看！”沉默片刻，他说：“发稼，老舍先生是我极为尊敬的前辈，曾经多次得到过他的当面教诲，我的成名作《喜鹊登枝》1956年就发表在老舍先生主编的《北京文艺》上。我怎么可能会迫害老舍先生呢？实际是在红卫兵批斗他的时候，我是想方设法保护他。”他还讲了江青“赏识”他、“接见”他的事。他说，他一定要将“文革”中的让人误解的奇异经历，详详细细写成一本书，向广大读者交代，也藉以回答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并说“这本书的内容提纲我已经想好了，就是身体不争气，一直没能动笔。”惜乎如今斯人已去，我们再也看不到这本书了。
浩然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为农民立言，作农民的代言人”，为人正派，创作十分勤奋，创作态度极为严肃，生活上始终保持艰苦俭朴的本色，与当下某些作家迎合市场、热衷于名利完全不同。浩然跟我说过，他年轻时从不睡午觉，写到半夜三更才上床休息是常事。60年代他的《艳阳天》因畅销获得巨额稿酬，他拿出100万元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一家企业曾允以百万元重酬，请他作产品广告，被他婉言谢绝。他虽成大名，却始终和他几近文盲的妻子终身和睦相守。
大约七、八年前，一天中午，我突然在《北京日报》传达室门口与浩然相遇，他一个人半躬着腰，步履蹒跚，一看就是病号的样子。我问他身体怎样，他说还好还好；又问他到这儿来有什么事，他说找人。他说出的名字，是我认识的报社一位记者作家。他说罢，便匆匆和我摆手告别。万没想到，这就是我此生中和浩然的最后一次“交谈”。
以后我听说他又一次病倒住院了。见到北京作协的人，我总要打听浩然的近况，得到的回答总是“还在住院，医嘱不让去看。”每每令我黯然，揪心之至。浩然逝世后我才得知，他处于“植物人”状态已有三四年了，他入住的医院竟是离我家仅一箭之遥的“北京东方医院”。这么说，我每月去医院取高血压药，与他只有楼上楼下之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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