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去世，我的第一感觉是一个执拗的好人走了。
好人的这个印象，首先来自早年阅读他的作品留下的记忆，其次是后来接触了他本人之后的一些观感。
浩然是我从事文学工作之前就较为喜欢的作
因为《艳阳天》曾在艰难的青春岁月滋润过我，我便对作者浩然抱有一种敬意和好感。后来知道他在“文革”期间又走红了，乃至他的书与鲁迅的书成了当时少数能够流行的作品，甚至有人把这称之为“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我心里有一种不解，也有一种遗憾。
在浩然出任北京市作协主席之后，我们有过几次接触。在与他一起参加一家报纸副刊的征文评奖时，我向他讲起过《艳阳天》当年对我的感动与影响，他只是略显满意地憨厚地笑了笑。我问他“文革”期间怎么就被江青“看上了”？他没有避讳地讲了具体经过：“文革”期间的某天，江青点名要找浩然陪她看戏，市里到处找浩然，而他正骑着自行车跑儿子上学的事；听说江青找他，他撂下自行车就要去。来人说，你还穿着短裤，换个正规衣服吧。他回家换了衣服，被人带到了天桥剧场，被安排到江青身边。江青简单问了他几句话，戏便开演了，只见江青一直不停地在说着什么，旁边有人打着手电在做着纪录。中场休息的时候又被叫到休息室说了几句话。此后，便是通过别人传话，要他去写《西沙之战》什么的。他没有把这当成什么很好的事，也没当成什么很坏的事。讲述中，他没有怎么丑化江青，只是说她前呼后拥，显得有些趾高气扬；他也没有怎么自责自己，只说自己百姓一个，唯唯诺诺，谁也不敢得罪，也没想过去抗拒。我相信他的说法，因为我感觉得到，他还原的是一个历史的真实。
后来浩然写了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我都认真拜读了。这三部自传作品，为了解浩然其人其作所必读。从自传作品中可以看出，浩然从一个乡间穷苦少年的生存挣扎中，认识到“革命”的意义――那可以改变他的不幸命运；参加革命后，他怀着满腔热情，读书认字，从小学文化程度起步，学着写新闻、试着写小说，一步步地成为了一个硕果累累的作家。截至他得了脑血栓病，他已不懈不怠地写作了近千万字。他后来在一些场合讲的“我想这是个奇迹”的说法，很多人不理解，但我理解。他从贫穷中活下来，已属不易；又从战火中走出来，更其不易；而他还竟然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为了当代中国的重要作家之一，这难道还够不上奇迹吗？
浩然是一个乡土文人、农民作家，他在城里有住房，但不习惯，待不住；以前多住在通县乡下，“文革”后长期住在三河县段家岭镇的一个农家小院。就在他担任北京市作协主席期间，也常常是进城开完会、办完事，晚上便返回乡下去。他的最好的朋友，都是农村的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还有就是农村和基层的文学爱好者。像他这样一直不离开乡土的作家，不说是独一无二，也是凤毛麟角。
浩然最惹争议的“文革”所谓“受宠”，我觉那显然不是他“贴上去的”，而是“撞上去的”。只能说，可能他“文革”前的作品因为比较贴合当时的路子，给江青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觉得他可以利用。对浩然来说，一个对“革命”毫无二心，又是平头百姓的他，只能听从“上边”的安排，做他力所能及的事。如果说他还做了一些什么不合适的事的话，那也是老实人做了糊涂事而已。即便是那个时候，他也做了一些好事，如尽力保护老作家等，许多北京作协的老同志都说起过此事。与浩然同事多年的老作家林斤澜，就曾明确告诉别人：浩然是好人，“他是我们北京文联革委会负责人，但是他做事比较温和，批人，斗人并不厉害”。林老还举出了浩然用“走过场”的方式批他和李学螯，以及从造反派手中救出骆宾基等事例（《林斤澜说》第234页）。至于有人指责他“文革”期间“护人”不力，这真是苛求他了，他没有去“害人”，这就相当难得，这就对他的人格已经做了很好的说明。
我感觉浩然是不凑热闹，不善交际，为人低调，又拙于表达的。他不常参加活动，喜欢乡场更胜于文场。他不爱多说话，说出来的话简括、直截而又有欠准确，常常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而引起误解，他也不擅长为自己辩解、与对方辩驳。这也是他为人和为文都朴厚老实的明证。
纵观浩然的一生，不能不说他是一个悲情人物。这种悲情，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执拗有关。他没有从“十七年”的那种政治文化氛围中真正走出来，这使他在各个方面都难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和文化的现实，他所欣赏的，越来越稀少，越来越边缘；他不喜欢的，越来越吃香，越来越普遍。他呕心沥血地遵循着自己的生活与艺术理想写出来的作品（如《苍生》），不仅在读者中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而且在圈内也“很少能够进入评论家的视野”。这使他感到了无奈的落寞和深深的失望，因之，“有意识地远离文艺界”，就成了他的必然的选择。他在1998年的一次访谈中，就向人们流露出了他的这种心绪与情绪。他说他感到“孤独”，“现在的很多东西我都无法理解了，包括现在一些作家写的东西，我看不懂”。谈到农村的变化和农民的致富，他也兴奋不起来，因为那并非是通过务农和种地，也不合乎他的理想与理念。总之，与社会生活的隔膜，与当下文坛的疏离，使他越来越生活在孤独而闭锁的自我世界里。
这真是个执拗的人，正是这种执拗，使他的这个人具有了一种特殊的研究价值。我以为，对于当代文学的“十七年”，以及当代文学是六十年来说，浩然其人其作，都是一个极具某种标本性意义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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