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呱呱落地起，第一首学会、也是唱了一辈子的就是母亲教我的歌。那不是一首歌――没有词、没有曲，只是母亲人生苦旅的实录和心路历程的影像。那也是一首歌――它曲调悠扬，节奏铿锵，音色瑰丽，气韵绵长
妈妈是一首歌――一首清丽浓艳的爱情二重唱，一首凄美绝伦、情意连绵的长恨歌。
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曾说：“女性是人生的音乐。”当他回忆起他所创造的乐剧“渐渐结实，成果渐渐伟大起来，而能抚慰人心而使之高尚”的时候，他感激地说道：“人们只知感奋欢喜而已。独不知探寻起基础来，这等都是‘久远的女性’所赐。”
“久远的女性”!这是瓦格纳对女性最崇高、深情的称颂。就是她，给了瓦格纳神采纷扬的乐思；也就是她，给了我父亲陈歌辛以无穷无尽的灵感。他――这位天才作曲家、中国四十年代的“歌仙”，在妈妈“久远的”爱的滋哺激发下，谱写了那么多以“春”和“花”为题材的爱情歌曲。妈妈是这些美歌的第一个听众，也是第一个传唱人。那首被记录在乐谱和唱片中的他俩爱情的明证，就是爸爸献赠给妈妈、由周璇演唱的传世名曲《永远的微笑》：
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她曾在深秋给我春光。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她能在黑夜里给我太阳。
这是爸爸为妈妈勾画的一幅音乐素描――爸爸说，妈妈像蒙娜丽莎。她，有圆圆的、蒙娜丽莎式的“笑的脸庞”；她，有那望不到底的、蒙娜丽莎式的“心的宝藏”。她是爸爸“深秋的春光”和“黑夜的太阳”……
妈妈，就像她的名字――金娇丽一样，那么姣好，那么美丽。十六岁那年，她就被选为校花，在新新公司楼上的玻璃电台担任播音员，还频频在话剧舞台上出演。她是爸爸的学生――那个比她大三岁的老师的学生。
妈妈是上海吴宫饭店大经理的千金小姐，而爸爸则是个风流倜傥、目空一切的穷书生。妈妈是祖先来自阿拉伯的回族少女，爸爸虽系印度贵族的后裔，后来却送养于佛门信徒的陈家。门第与宗教这两座门槛，冷冷地隔开了他们。可是，倔性子的妈妈勇敢跨越了门第与宗教的门槛，嫁给了她的心上人。从此，他俩绽开了花一般的梦和火一般的青春……
“……新婚之夜，满室春风，斑烂多彩，鲜艳夺目，真是美丽得令人勾魂。在那里我们做着年轻的、美好的梦，享受着生命、青春和彼此那梦一般温柔的情意。那时，充满了希望和理想。”
“……在那华格臬路(注：现名宁海西路)的老屋里，不时传出丝竹声，幽雅动听。忽而，钢琴奏出一首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远远飘流到街头；再不，就听到他用低沉浑厚的男中音歌声唱着《伏尔加船夫曲》。有时，屋里的小乐队演奏着他的新作，或是‘实验音乐社’在排练苏联歌曲和救亡歌曲。这小屋里充满了欢乐、朝气和无限的生命……”
他们使这间小屋充满了生命，他们也在小屋里创造了四个小生命。
而爸爸的累累创作硕果，就是他们爱情的明证。1935年，他们结婚的第二年，爸爸就创作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剧《西施》，并与中国“现代舞之父”吴晓邦合作创作了《罂粟花》、《丑表功》和《春之消息》等抗日歌舞。1938年，爸爸在“中法剧场”任音乐教授外，还筹办了传播抗日救亡歌曲和苏联音乐的“实验音乐社”。那时，好几十位社员常到家里来排练。爸爸指挥，妈妈端菜倒水，招待客人，好一幅“夫唱妇随祥和图”！
突然间，风云突变。1941年12月16日晚，一队握着冲锋枪的日本宪兵冲进我家，抓走了爸爸――这个在“孤岛”时期公然跳上舞台、在大幕前高唱他自己创作的《度过这冷的冬天》的青年作曲家；而妈妈在第二天就赶紧通知姜椿芳等左翼文人转移和烧毁家中的原版《资本论》和《瞿秋白文集》等进步书籍，还拖着六岁的我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给爸爸送食物。三个月后，爸爸被保释出狱。出狱的那一天，妈妈还特意用一块红布盖在爸爸头上为他“冲喜”。可是，究竟是喜还是忧呢?爸爸将盼春的苦思与鞭挞现实的隐喻镶嵌在《蔷薇处处开》和《三轮车上的小姐》等抒情、讽刺歌曲中，可是在以后的好多年中，却反被诬称为“黄色歌曲”。他在l946年去香港投奔夏衍投奔党，写下了《夜上海》、《莫负青春》和《小小洞房》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歌曲，还与妈妈被双双请去出席香港欢庆上海解放的鸡尾酒会，接着双双返回上海，投身祖国建设。可是，到了1957年，爸爸却被莫名其妙地钉上“右派”的十字架，而那个在十字架下日夜哭泣的，就是曾经与他日夜厮守的妈妈……
再唱一唱那首爸爸写给妈妈的《永远的微笑》吧！那首歌的最后几句，不正是爸爸涌自心底的呼唤吗?!
我不能够给谁夺走仅有的春光!我不能够让谁吹熄心中的太阳!!
也许，爸爸早已有一种失去妈妈――他那“仅有的春光”和“心中的太阳”的预感，而这篇“音乐预言录”，竟然也在以后应验了……
“……我好像突然被人从高山的山顶，推落到万丈深渊。阳光不再照临，世界不再有色彩。我原有的梦想、愿望呢？一个个像断了线的风笔，自我手上、自我心中飞走了，消逝了……”
在事隔几十年后，妈妈才能痛苦地强忍住苦泪，忆述当时的情景。
爸爸被发配到安徽白茅岭。妈妈一个人，一个才四十出头的女人，带着四个孩子，挑起了家庭的千斤重担。她的心格外紧贴着远去的丈夫，用微薄的抄谱收入为他寄药寄食品，用频传的家书，遥递妻子的温暖。在三个年头里，妈妈每一个春节都要去探望爸爸。一个女人家，孤身在铺盖着漫天大雪的山路上跌跌撞撞，跟着一辆独轮牛车步行八十里，为的是，为的只是能见一见朝思暮想的亲人。
“……漫天白雪，无声地飘落在山顶。路滑难行，我跌倒又爬起，坚持到达白茅岭。在那寂静无鸦、黑压压的深夜里，看不见星星和月光，没有空间，没有声息，天与地混为一体。这凄凉的气氛令人觉得，孤立于茫茫无边的大自然中的人，是何等地渺小；生命，又是何等地寂寞与无奈……”
行路难，路难行，相见时难别也难。见到了爸爸又是如何呢?下面是妈妈的一段回忆：
“盼见亲人心切，面对面相见却不相识。他竟然瘦削得只剩下了一个高鼻梁。见此情景，我的泪水直往肚里吞……
“相聚一夜，诉不尽的情。我们没条件像在家里时那样对饮红茶，谈天说地；只能苦中作乐，用刚洗过套鞋的泥水放在小铅桶里煮滚而饮，也就够满足了。茶未喝完，队里的哨子吹响了，让家属们搭乘他们的汽车去赶火车。此时此刻难分难离，但必须走呀！我，一路哭到家……”
哭到家，哭到家，在她哭到家的第二年，1961年初的一个冬夜里，我从音乐学院回家。还未跨进家门，就听到一阵撕裂心肺的尖叫与痛哭声，看到妈妈那被无情的噩耗击倒在地的身躯在抽搐翻滚。她正准备带小弟弟去探望爸爸，却被突然告知：爸爸在1月25日因“心力衰竭”而身亡。这一声晴天霹雳，彻底打碎了珍藏在妈妈心底的最后的希望……
“那是个风雨交加、寒风凛冽的冬夜。凄风急雨拍打着门窗，那惨淡的拍打声，犹如丧钟般地敲着我的心。
“我拖着疲惫的身心下班回家，见到桌上放着一封从安徽白茅岭寄来的信，兴奋之极，希望送来佳音。快快拆看，不料惊悉噩耗！歌辛已于1月25日逝世！一颗明星陨落了！我痛不欲生，欲哭无泪，泪水在心底淌成了血水！他走得这么早！走得这么惨！才壮年四十六岁就早殁了……”
1962年10月，断肠人又一次来到白茅岭。
“秋风扫落叶，满天的黄昏，披着一身褪了色的晚霞，将辉煌的成就和深重的苦难全都锁在那土地里了！目的地到了。见不到亲人备伤心！为什么我的人不在了？！朋友们陪我找到那没有墓碑的墓地，我扑向坟上哭断肠!呼天不应，叫地不理。我饮尽了人间的杯杯苦酒，背负着生命中无数的愁苦，为的是他能有一天回到故里。可是，他等不及吻一下小儿子便撒手而去！他最后留下的是一盏煤油灯和唯一的一句叮咛――你要保重……”
妈妈带去了一只小小木箱，捡回了爸爸二百零六根遗骨，回乡安葬。坟前树了松柏，立了墓碑，却又在“文革”中被盗掘……
之后，在那漫长的、望不到尽头的几十年里，伴随妈妈的只是爸爸留给她的回忆和他的一个影子――那首他献给妈妈的《永远的微笑》和另一首用锡剧音调为秦观的词所谱写的、也是留给妈妈最后的情歌：
“两情若是久长时，岂在那朝朝暮暮……”妈妈噙着思念的苦泪，低声吟唱着这首心曲；妈妈蘸着辛酸的血泪写下了妻子的默祷：
“歌辛啊，让我们在天堂里相见……”
啊!万全之爱无生死!万全之爱无别离!!
……
日历从1961年一下子翻到了1994年。这年春天，上海音乐厅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陈歌辛―陈钢―陈东父子情音乐会”，由我小弟弟、旅美男中音陈东演唱经我整理、配器的爸爸的几首名曲。音乐厅上空回响着《玫瑰、玫瑰我爱你》响亮的乐声。今夜蔷薇盛开，今夜玫瑰怒放，今夜，妈妈噙着泪、含着笑在倾听爸爸的声音，那些当年日夜在她耳边哼唱的歌。今夜，妈妈在歌声中与爸爸相会。当观众为陈歌辛夫人、陈钢与陈东的母亲献上一簇簇、一篮篮火红的玫瑰时，妈妈从第一排座位上慢慢地站立起来，慢慢地回过头来、举起手，将一个深情的飞吻，连同她全部的爱，慢慢地、慢慢地洒向天上，洒向人间，洒向爸爸，洒向孩子，洒向每一个人，每一颗心……
（本文摘自《玻璃电台――上海老歌留声》，陈钢、淳子、李黎著，学林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定价：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