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洱一生有缘是北大

陈佳洱

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34年生于上海，195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1963年至1965年在英国牛津大

在同陈佳洱教授商谈采访的地点时，他同时提到了两处，一是他现在带着几个博士生的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实验室，一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办公大楼。陈佳洱先生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现在两边都还有他的工作，因而一时不能肯定我去采访的那天他在哪边忙着，直到我去的前一天晚上，才定下在基金委做这个采访。

很有意思的是，那天同陈佳洱先生的交谈，话题非常广泛，从他少年时的生活到不再担任行政职务后仍未停止的工作，从当学生到当教授，从到国外做访问学者到被下放劳动，从北大到基金委，几乎无所不谈。但在不经意间，他在那些谈论中却一次次提到了北京大学。我突然感到，这就像一个在旷野上漫步的人，总是在不知不觉间走到了同一棵树下。北京大学，已经成为陈佳洱教授生命和记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少年时代的北大梦

陈佳洱最早做北大梦的时候，他还是上海一个中学里的少年。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这一生将同北大有着不解之缘，只是，他心中有一种强烈向往，考大学时，一定要去北京大学。这所在中国科学文化建设和社会历史进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名学府，对少年陈佳洱有着非同一般的吸引力。

那时，新中国如同即将喷薄而出的朝阳一样，召唤着经历过日本侵略者占领下屈辱生活的陈佳洱，他渴望在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中，通过刻苦学习，让自己获得丰富的知识和强劲的能力，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服务。

他父亲的一些为祖国独立解放而出生入死的地下党朋友，用一个充满激情的建议，改变了陈佳洱已经选定的北京大学这一目标。他们都希望陈佳洱考到东北老解放区的大学去，因为这个建议，陈佳洱报考了大连大学，最早的北大梦就这样同他擦身而过。

陈佳洱的父亲陈伯吹，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曾写下好些影响了几代读者的优秀作品。但对陈佳洱来说，父亲却是他走上科学之路的引路人。在陈佳洱的记忆中，父亲虽然是一位作家，但他对科学特别热爱，父亲曾对陈佳洱说，他的愿望是做一个数学家，但因无钱读书，便读了师范，后来当小学教师和小学校长，渐渐走上创作之路。

但父亲对科学的热爱，却像种子一样，很早就在陈佳洱的心田中播下了。陈佳洱记得，他还很小的时候，父亲总是一个人在书房中写作，有一天，陈佳洱悄悄溜进去，却正好遇上雷雨天气时的电闪雷鸣，一下子就被吓哭了。父亲搂着他一边安慰一边问为什么会打雷，陈佳洱说我听邻居老奶奶讲过，是雷神公公要劈不孝之人，父亲说不对，打雷是云层里的阴电和阳电碰撞的结果。

父亲又说到静电，还将一块玻璃板架在两摞书上，让陈佳洱母亲剪了一些小纸人，放在下面，并用一块绸布包了一块积木，在玻璃板上快速磨擦起来，由于静电，那些小纸人便在玻璃板下跳起“舞”来，给陈佳洱留下很深印象。

陈佳洱上中学住读时，电影《发明大王爱迪生》在上海上映，有一天父亲专门赶到学校接他出去看这部电影。《居里夫人》上映那天正好下大雨，父亲仍然到校接他出去看了这部电影，看完以后还对陈佳洱说，你要是像居里夫人那样，能够有所发现，能够对社会做一些大的贡献，就很好了。父亲就这样一步一步将陈佳洱领上了科学的道路。

通往北大的求学路

在考进大连大学、与北大擦身而过之后，陈佳洱当时没有想到，这不过是通往北大的路在大连拐了一个弯，然后，再往北，又在吉林大学拐了一个弯后，才调头南下，通往他少年时便深切向往的燕园。

后来想起这些往事时，陈佳洱发现，与北大擦身而过去了大连和吉林，不像是遗憾，而像是幸运，他在大学时的老师王大珩、朱光亚等等，都是我国非常著名的科学家，陈佳洱在这些名师门下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因此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那时，王大珩先生是物理系主任，在陈佳洱这些年轻学生的心中，是大师名家，但他总是亲自带着学生们做物理实验，要求非常严格，每次做实验前总是要问学生是如何考虑的、目的是什么、准备怎么做等等，做完了还得将实验报告、有关数据表格都做好，经他审看打分认可后才行。

1952年因为全国大学院系调整，陈佳洱随其专业从大连大学转到了吉林大学。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给他上原子物理课的老师，是从北京调到吉林大学的著名科学家朱光亚。后来，朱光亚先生还指导了陈佳洱的毕业论文。师生俩都没有预料到，这种师生关系和共同的学术研究方向，后来还促成他俩先后从吉林大学调到了北京大学。

在吉林大学读到快毕业的时候，陈佳洱的北大梦又一次被激发起来，他准备考北大的研究生，走进他梦寐以求的北大校园。但爱才心切的系主任余瑞璜教授，却因为陈佳洱的优异成绩，让他不去北大读研究生，将他留在了吉林大学。

余教授那时考试只给学生出一道题，让学生尽情想象和发挥，学生很难想得很周到。陈佳洱回忆，可能当时同学们没有发挥出来，而他正好发挥得很好，就只有他一个人得了五分，被余教授看上了，因此对他说，系里决定陈佳洱同另一个同学不要去北大，而是留下来跟着他学习和工作，因此陈佳洱大学毕业后，在吉林大学当了一年助教。

北大梦在春天实现

1955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后，做出了在我国建立核工业、发展核武器、建立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那年春天，教育部下调令，将陈佳洱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朱光亚调往北大。朱光亚先生调走后不久，一纸调令，也将陈佳洱调到了北大。

那时，从各地调到北京大学参加筹建物理研究室的教师中，既有朱光亚这样一些教授，也有一些副教授和讲师，陈佳洱是唯一的助教，刚刚二十出头，刚报到时一些领导不认识他，见了他时还很诧异从哪儿来了个小孩。

但任务非同一般，要求这批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的科学家，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原子核物理专业方面的人才。当时面临的两个任务，一个是紧急地去全国高校中选调一百名学生，一个是根据教学需要立刻建起一座实验室来。

当时给陈佳洱布置的任务是出去招生，那时离正式开学的日子只有两三个月了，陈佳洱与同事们马不停蹄地去北京大学选调了一批优秀的大三学生，又到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去选拔了一批，招生归来，建立实验室的任务又落在了陈佳洱肩上。

对刚刚二十出头的陈佳洱来说，建实验室是一个不可想象的艰难任务，不仅因为时间特别紧，而且许多实验他从来都没有做过，但开学之后就需要一个能给学生做核物理试验的实验室。陈佳洱就带着九月份刚刚毕业分来的五六个新同事，克服各种困难，在半年中排出所有需要做的实验，从无到有，将实验室很快建立起来了。

陈佳洱至今都还记得，当时北大党委书记对他们说的一句话――人类对原子能的发现和运用的意义，远远比人类发现和使用火还要重要，是划时代的――给了他们极为深刻的印象和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每天睡三四个小时，天天开夜车，陈佳洱和几个同事干脆把床搬到了实验室里，实在困得不行了，在床上躺一躺，醒来又起来接着干。

那时，每个实验都需要探测器，陈佳洱的毕业论文也是做的探测器，所以他的任务首先是建立一个小的探测器车间，生产能检测各种射线的探测器供给各个实验使用。同时，他也承担了好几个实验。有一次，陈佳洱正在做核子计数管工作性能的实验，正好遇上朱光亚先生来检查他的工作，当朱先生看见荧光屏上显示的计数管失效时间的波形时，连声称赞说真漂亮！陈佳洱说，当时，他猛然听到站在他身后的朱先生的称赞时，非常兴奋，“高兴得把所有的疲劳都忘记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回想起当初组建物理研究室并很快培养出第一批原子核物理专业人才，陈佳洱为自己能亲身参与这个筚路蓝缕的创业而感到荣幸和自豪，他在这个被誉为中国核科学家摇篮的研究室里，从实验室主任，到教研室主任，再到副系主任，陈佳洱在这里，写下了他梦圆北大后的第一个值得骄傲的篇章。

从海外访问到下放

1963年，陈佳洱在北大已经工作好几年了，当时，有几个英国皇家学会跟中科院交流访问的名额，陈佳洱被北大派往英国。最初，陈佳洱是在牛津大学从事串级静电加速器的工作，后来，又转派到卢瑟福高能研究所进行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的研究工作。他先后的两个老师都非常有名，其中一个还几乎取得诺贝尔奖。

陈佳洱一到牛津大学，刚开始工作时的第一件事，是调试准备投入使用的一台加速器，在调试时，陈佳洱发现束流线设计有问题，就立刻向英国同事提出了这个问题，英国同事对陈佳洱的工作极为肯定，还让他就此写了一个内部学术报告。后来，陈佳洱完成访问回国时，英国同事还将这个报告送给他做纪念，表达了对这位出色的中国同事的赞赏。

从1963年到1965年，陈佳洱在英国两年多的访问中，取得的最大收获是将等时性回旋加速器中心区中粒子束的运动规律掌握了，他在研究和实验中将其束流量提高了三倍以上。以前，在谐波加速中粒子数损失得只剩百分之十，陈佳洱将其提高到百分之四五十，如果条件再改进的话，还可以更大；他发现造成粒子数真正损失的机制，不是在整个加速过程中，而是在最初阶段，假如不在中心区采取措施，束流量会连续衰减。陈佳洱因这个研究成果，被一个英国同事兴奋地称赞为“谐波加速之王”。

陈佳洱在英国访问研究时给英国同事留下的深刻印象，还成全了一件北京大学与牛津大学两个中英名校交往的趣事。1984年底，已经是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陈佳洱，参加了一个国务院组织的赴欧代表团，他到牛津大学时，见到了当时同他一起工作的海德教授。海德教授指着当年陈佳洱参与调试的加速器问他，你想不想将这台加速器拿回中国去呀，陈佳洱说你开玩笑吧，海德说是认真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送给你们。

陈佳洱向大使馆报告，并通过使馆向学校汇报，学校很高兴，同意了，就由陈佳洱代表北京大学跟牛津大学的副校长签了协议，很快就将这台加速器运回来了，通过升级改造，这台加速器的性能比在英国时还要好，到现在还在使用。

1966年初从英国回来后，国家科委给陈佳洱下达了一个任务，拨了五百万元经费，陈佳洱很快地就与同事们一起欢快地干了起来。但只有短短的几个月，随着政治运动的到来，无法从事正常科研了。1969年，陈佳洱被下放到汉中分校，在那里一待就是将近十年，却不是搞科研，而是修路、喂猪、种地。离开北京前，陈佳洱卖光了所有与加速器相关的书，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一次用上那些书了。

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陈佳洱从汉中返回北京，是在1978年举行全国科学大会前夕。钱三强点名让陈佳洱回北京，参与制定低能核物理加速器研究的规划。陈佳洱参加了那次对中国科学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重要影响的科学大会，切身感受到科学的春天带来的温暖。陈佳洱说，当时感受最深的两点，一是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了，一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1984年，陈佳洱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那年的10月1日，国庆35周年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当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时，走过天安门广场的北京大学学生方队中突然亮出了“小平您好”的手写标语，一时成为轰动性的新闻事件。那时，陈佳洱就在观礼台上，真切感受到国家取得的巨大进步，感受到学生们的心是那样紧密地和中央领导连在一起。

陈佳洱那时没有想到，在国家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进步中，时代的需要将把更大的责任和重担放到他的肩上――1996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而正好是在他任内，北京大学将迎来百年华诞，走向新世纪的北京大学如何建设发展，成为他深深的思考。

出任北大校长，陈佳洱说他最初一点儿都没有想到，第一次教育部领导跟他谈起这事的时候，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陈佳洱说北大校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担子，不是他这个一介书生的能力和水平所能承担的，他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来接受这样一个任务。

但事实上，在北大全校的数百名教职工的推荐名单上，陈佳洱排名第一，教育部和中央领导在认真研究后，李鹏总理任命陈佳洱为北大校长。陈佳洱说，他是胆战心惊地来接受这个任务的。在正式宣布那天的会上，陈佳洱就对出席会的老师和各个院系部门的领导讲，他感觉到这是个千斤重担，他只有依靠大家一起来承担，依靠校党委和其他各位领导，依靠老师、职工和学生，一起来把这个担子担起来。

从1996年上任到1999年从北大校长任上退下来，四年时光，留给陈佳洱最深印象的，无疑是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出席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并在校庆庆典大会上提出了要在中国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

与北大的不解之缘

从上任北大校长的那一天起，陈佳洱就在思索，要认真听取师生的心声，让师生理解我们国家的现状和国家关于教育的政策，同时也让领导理解老师的心声和学生的状况，因为北大学生和老师思想非常活跃，总是想着国家能够健康快速发展、兴旺发达，主意各种各样，陈佳洱希望自己能够起个桥梁作用，真正把北大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力量发挥出来，把北大的事情切实办好。

陈佳洱说，他做校长始终坚持一条，就是多到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多听取师生的心声，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聚精会神地搞好学科建设，坚持不搞特殊化。陈佳洱上任伊始，就深入到各院系搞调查研究，与大家座谈，做到心里有数，认真研究每个系的学术发展方向。他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大已开始酝酿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想法，但作为一个国家确认的目标是在百年校庆时正式定下来的。随后，北大和清华还联合写了报告，携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两校也签订了协议，两校学分互认、教授互聘、资源共享、后勤共建。

北京大学在这个建设目标上，同北京医科大学的合并也十分顺利。陈佳洱说，这种合并是在着眼于学科交叉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陈佳洱在任北大校长时，还做出了理科生上语文课、文科生上计算机课的决定，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使北大这所综合型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更高的人文和科学文化素质，能为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做更大的贡献。

任北大校长时，陈佳洱非常重视教学，强调基础课一定要有高水平的教师来讲才行。他当校长，跟大家一样，讲课，做实验，带研究生，都一样。他从做副校长到1991年起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直到从校长任上退下来，一直都在讲课。陈佳洱说：“校长讲课，我觉得很有道理呀，校长要重视教学，在第一线，才能与大家有共同语言，还能同学生交流；我的学生搞研究，我不给他们讲课行吗？”

陈佳洱2003年底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任上退了下来，重返北大。现在，陈佳洱带着三个博士生。他说像他这样的人做科学家，最高兴的事就是与学生们在一起，他们非常活跃，能从他们身上汲取许多营养，他也时常与学生谈论人生观价值观。陈佳洱说，一个人的物质生活是很容易满足的，最重要的是要为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自己的存在能让别人生活得更好，自己便活得更有价值。这是他一生的信念。

不久前，德国政府在德国驻华使馆举行隆重仪式，授予陈佳洱教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绶带功勋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重离子加速器与束流物理领域做出的国际公认的成就和在深化中德两国教育和科技文化交流，尤其是在致力于中德科学中心的建立上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从少年时代直到年逾古稀的今天，陈佳洱始终坚守着这个为社会、为人类做贡献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