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作家，缘于某种认识的共通或者其它，我们习惯于抱有较高的期待。李佩甫是其中之一。他能够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对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以及灵魂状况，进行非常有洞察力的追问。
李佩甫很会讲故事，
2007年，李佩甫当选为新一届河南省作协主席。他说：“作家要靠作品说话。我们要在全省作家中提倡‘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号召作家们杜绝浮躁，创作出更多好作品奉献给社会。”
第一个“精神家园”
李佩甫出生于工人家庭，他自小生活在（按现在的话说叫做“底层”）一个小城市的大杂院里。“我童年居住的这个大杂院里充满了吵闹声和詈骂声，夜半时分，两口子打架可以把水缸顶翻……但同时这里又充满了底层人善良、温情和仗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寻找到了抵御粗砺的武器：读书。”李佩甫回忆说，小时候家里贫穷，自己上小学三年级时就已成为家里最有“学问”的人了。那时候，他们家仅有的一本书，还是半本黄历。但是正因为家中无书，他对“字墨”就有了些偏爱。上小学时，他们班一个同学的父亲是上过大学的右派。那时，这位上过清华的右派，正在大街上打零工、扫马路、挨街道主任训斥呢，可是他家有书！
“忘记最先是怎么开始的了，只记得我每天用一块糖或是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什么的跟这位同学换书看……他每隔三天从他父亲上了锁的柜子里给我偷书出来，尔后再还回去。这三天的限期太痛苦了！那大多是俄罗斯文学，或是‘三红一创’之类，有很多字我还不认识呢，就这么连猜带蒙的读。阅读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快乐。那就象是凭空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窗户，那种滋润、那种自我洗涤的过程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李佩甫说，在很小的时候，书本就成了他第一个“精神家园”。
“文学拯救了我”
李佩甫的第二个“精神家园”就是乡村。他自小便常到乡下的姥姥家去，直到上学之后，每年的暑假，也都是在乡下的姥姥家度过的。那时候总是很饿，去姥姥家，也是为了混几顿饱饭。李佩甫说，姥姥那时候眼已半瞎，但她的记忆力却惊人地好，因此自己也可以说是在姥姥的“瞎话儿”里泡大的，她心里藏着那么多的故事……童年里，他们对李佩甫的一个很准确的评价是：这娃，不像城里人。
李佩甫中学毕业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又到乡下当了四年半“知青”、也做过所谓的生产队长之类；还当过工人，开过各种车床……应该说，他的文学准备就是这样完成的。
“我要说的是，是文学给了我一把认识人生认识社会的钥匙，也可以说文学拯救了我。”李佩甫认为，文学是精神产品，是社会生活的沙盘。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并不等同于具象的社会现实。而作家，应该是具有理想主义特质的、有悲悯之心的、人类健康生活的建设者。
“平原藏在我心中”
每个作家都有他最熟悉的地域。家乡或者说是“家园”，那是一个人的精神栖息地，那是生命的根部。这块特定的地域是要“背”一辈子的。李佩甫一直认为，一个人的童年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他是在平原上长大的，那么，豫中平原那么几个县就算是他的精神“领地”了。所以，他每年都要在平原上走一走、看一看，跟那些熟悉的人聊一聊，以此来进行情绪上的补充。“这就像是在地上挖了一口井，它是源泉。但是，我所写的‘平原’与生活中的平原是两回事，那已成了一种虚拟的空间，这平原是藏在我心中的，我一般都把自己虚构的人物放在最熟悉的环境中，放在我的‘平原’上进行演绎而已。”李佩甫举例说，比如《城的灯》，它包含了自己几十年来对这块土地的理解，包含了他的一次次的重新认识过程，这里边包含了大量的虚构和再造。这就像是在天上放飞了一只风筝，只有线是拴在大地上的，而风筝，是纸扎的。关于“平原”，他强调说：“我说的是我心中的‘平原’，我确实打算写三部长篇。也可能我写乡村的小说比较多，被评论界评价为‘平原系列小说’。”
在李佩甫的作品中，获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一度的“人民文学奖”的《城市白皮书》和《等等灵魂》这两部长篇，都是探讨当代人心理疾病的。《城市白皮书》更趋于内在挖掘；而《等等灵魂》则更多地进入了当代的商品社会。21世纪了，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对精神生活质量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于是人们就开始“享受”精神疾病了，这个时代也就成了精神疾病的高发期。于是，他就想给人们提个醒：别走太快，等一等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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