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文坛上炙手可热的作家，但是他的沉默和潜心写作，却总能令人刮目相看。即使时隔多年，他的作品依然能被人们常常提起，甚至流传海外。2007年，《远去的驿站》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到“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驿站上的漂泊者
年过七旬的张一弓，电话里的声音清晰然而缓慢，他得了严重的肺气肿，呼吸量仅是正常人的三分之一，右眼又近乎失明。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没有放弃写作，仍然为了疾病妨碍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进程而着急。我们开门见山谈到河南，张一弓说，自己对河南总觉得少了一些归属感，说得高雅一点，好像是灵魂的漂泊者。他的老家是三国时代刘备曾经当了几年县令的新野县，但在父亲那一代离开了乡土，故乡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记忆，也没有留下属于他的一座老屋、一棵老树或是一道低矮的篱笆墙。他出生在开封，并在那里生活多年，却只是在那个古城的小巷里不断变换住址的房客，这里也没有属于他的“宅基地”。有的作家写故事，家乡的一个村庄都写不完，而张一弓呢，他的童年留下的只是人生驿站不断飘逝的风景。从抗日战争开始，他就跟着在河南大学任教的父亲到处流亡，光是小学就换了十多所，没有温馨的、稳定的供他回忆的老屋，这是他生命的特点。
张一弓的父亲在大学里教文学，母亲是教高中国文的老师，耳濡目染，张一弓自幼受到文学的熏陶，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他就看《聊斋》、鲁迅的《呐喊》等经典著作了。10岁那年，他们逃亡到陕西宝鸡的一个农村，有一段时间没学上，张一弓就把童年生活写成了一篇篇的纪事体散文，他照着父亲书架上的书，自己设计了封面，写上《斑斑文集》（斑斑是他的小名），并在封底注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父母看了他的“处女作”就笑了。直到现在，张一弓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文集”中有一篇是描写说大鼓书的女艺人怎样在财主家的婚礼上说唱，自己参加的是募捐队，为宣传抗日把她赶下台，女艺人哭着把自己赚的零钱都放在他的募捐袋里，说：“我弟弟也在前方打老日呢！”那个时期，他描写的儿童生活已融入民族的命运，只是他自己并没有这种认识。张一弓的父亲看了后直掉眼泪，他说，斑斑在写大人的东西，他有一点感伤主义。
这是张一弓创作欲望的第一次表达。
新中国建立后，16岁的高中生张一弓成了年纪最小的记者。记者生涯给他提供了广阔的人生舞台，不断流动、不断变幻的生活场景，使他的故事、他的思考和情感不断增添着丰富而驳杂的内容。他把自己整整30年的生命交给了新闻事业，从见习记者一级一级地提上去，直到晋升为副总编辑。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几乎每次政治斗争都使他难逃干系，“反右”有他，“反左”也有他。“这是我精神上沉重的一面。但我并不怨恨，因为还有更多的人比我经历了更多的磨难。相反，恰巧这一点，是促使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把果实挂上冬季的枝头
被称为“记者娃娃”的张一弓没有忘记文学。1956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金宝和银宝》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又有几篇小说发表在湖北的《长江文艺》、河南的《奔流》、《牡丹》刊物上。其中短篇小说《母亲》，被定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毒草”，一篇短篇小说招来了20多篇批判文章。张一弓一下子沉默了20年，文学成了天上的月亮。“文革”结束后，他又因“文革”后期担任了报社的领导职务而受到审查批判，调离新闻工作，被下放到嵩山脚下的登封农村。正是在他下放之前“靠边站”的时候，他又暗自写起了小说。1980年1月，《收获》发表了他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发表之前，《收获》没有人知道他是何许人，按照当时的惯例，向作者所在地调查作者情况，征求意见。主管部门领导认为作者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却又两次打电话，坚持不同意发表他的作品。是时任《收获》主编的巴金拍板决定发表了它。在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评奖期间，初评小组一致推举《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进入得奖名单，又再次收到来自河南有关部门的反对意见。文学评论家阎纲在《悼犯人李铜钟》（见《随笔》2001年第3期）中写道：“评选委员会不得不向评委会主任巴金实情禀报并请示下。巴老不但同意该作得奖，而且力主列为一等奖中打头的一个。”在评奖二十年以后，张一弓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了巴金对他的又一个巨大的支持，他说：“我感谢很多在写作上支持过我的同志，尤其感激巴金，他是一座大山，扶植并庇护了一棵小草。他使我再次与文学结缘了。”
1983年秋天，当张一弓作为农村的业余作者，已经获得3次全国性文学奖项之后，才从农村被调回城市，到河南省文联文学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他在“不惑之年”以后重操中断了20余年的文学“旧业”，一鸣惊人，以中篇小说的形式连续不断地向文坛发起“冲击”，以其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直面历史的勇气，以其强大的思想道德力度，唱起苍凉悲壮的英雄之歌。他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连续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像》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进入新世纪以来，他年过花甲之后所写的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又获中宣部颂发的“五个一工程”的优秀作品奖和新闻出版总署颂发的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张一弓并没有因为屡获大奖而得意忘形，相反，他却从中感觉到了苍凉，他说：“在文学创作上，我是一棵错过了生长季节的老树，到了生命的夏季才拚着命抽条长个儿，而试图把原本属于夏季和秋季的果实挂上冬季的枝头。这样的生命体验感受是悲剧性的。”
把河南的地域文化融入人物的生命
虽然有着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张一弓的作品中却丝毫看不出任何属于他个人的委屈和怨尤。他说：“写作必须具有对人间苦难的悲悯之心。我十分注意不要让个人恩怨进入文学，不要用‘小我’亵渎文学，不要为仅仅属于自己的伤疼发出刺耳的尖叫，我怕那样我就会不公正，就会使作家应有的悲悯之心和道德力量受到损害。作家如果没有悲悯之心就不要写东西。不同的作家最后所要竞争的，不是写作技巧，而是人格力量、道德力量。我常常这样勉励自己。”张一弓认为，作家的创作虽然要表现“自我”，然而“自我”也有“小我”和“大我”之分，大我才能引起大家共鸣，否则读者没有理由看你的作品。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张一弓才能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个人经历的挫折中挣脱出来，深切关注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写了30多篇、150多万字的表现河南农村生活的中、短篇小说。评论家认为，张一弓与河南其他大部分作家作品的共同点是，关注农民的命运，具有浓郁的河南农村的乡土气息。但也看到了张一弓与河南其他作家的不同，虽然他所写人物的语言特色和行为方式，都属于地道的河南农村，但他的作品的叙述语言和结构方式却是属于城市知识分子的，甚至有欧化的成分，同时也从这种“不同”中看到一个属于城市知识阶层的作者，对农民怀有的深厚情感和悲悯之心，为他们摆脱苦难的挣扎送去沉重的呐喊或含泪的祝福。张一弓承认，他受到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他并不担心这会妨碍他的作品的河南特色。他十分重视而且非常喜欢在河南这块土地上的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远去的驿站》中，他写了父亲、大舅和姨父三个知识分子及其各自的家族。在他们的家族史中充分融入了发生在河南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书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章节的标题：《胡同里的开封〉、〈姥爷家的杞国〉、〈试论刘秀称帝与老张家桑园之关系〉、〈关帝庙上的星星〉，都打着真正的“河南”的烙印。还有大舅家族忧国忧民的“杞人情怀”，父亲毕其一生都在寻找的南阳大调古曲〈〈劈破玉〉〉，已经把地域文化融入人物的生命。另外，还采用了很多爱恨情仇的传说，也都尽可能地保持了传说地域的原始状态。张一弓认为，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如此丰厚的地域文化，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作家都做不到的。如果我们的文学作品都重视融入由历史文化和民间文化所构成的地域文化，我们的文学作品就会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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