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红皮书》，朱大可著，花城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34.00元
《记忆的红皮书》是朱大可的又一部个人文集，记录了作者至今以来的精神历程。这里的文字，最初曾在各家媒体刊物中得到刊载，
在国际通例中，“红皮书”往往意味着警示和崇高。对于中国人而言，“红皮书”更暗示着更复杂的历史存在。人类的文化记忆是这样一本红皮书，它并不具备自身的阐释权，历史恰恰在宣告自身阐释权的同时也验证了其对自身根本无力阐释这一事实。朱大可的书写总是从这样的犹疑不定中获取他的确定性，他所愿意传达的是一段生命现象，一个完整的主体，而绝非简单的知识启蒙。
在《记忆的红皮书》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朱大可关于少年往事的叙述以及若干实验性的短篇小说。作者的暧昧笔触在这类创作型作品中获得了俨然不同于其理论分析的面貌。在题为“记忆的红皮书”的一系列文章中，作者游走于作为回忆中的主角和历史学家之间，同时扮演着充满情感热望的回忆者和保持冷峻视角的批判者。这是一部个人的回忆录，他从一名孩童的视角来审视整个时代所表现出的疾病症状。这是德国人齐美尔和法国人普鲁斯特的奇妙结合，在诸多对红色时代的反思性作品中，至今尚没有一部其他作品能够呈现出如此丰富的精神色彩。
诸如《铜镜记》、《仙鹤启示录》等短篇小说同样是这样，与其说是一名故事的叙说者，朱大可的兴趣显然更多的在于对于故事的重新阐释。《铜镜记》是对博尔赫斯的仿写，在一个有关中国背景的幻想中揭示无限和有限的存在悖论，《仙鹤启示录》更是仿照圣经语体来解读一桩先秦神话。戏仿是“朱语”的重要修辞手段，朱大可在一系列戏仿实验中，展现出阐释的开放性，他所拒绝的依旧是权力对阐释无所不在的压制，并希求依靠书写来完成对自由价值的追索。
一名已故的学者曾将朱大可称作“文化恐龙”，这一度成为十分著名的譬喻。然而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关注这一称谓，发现它同样是一句充满先见的谶语。恐龙的命运是灭绝，在卡尔维诺的小说《恐龙》中，在群体灭绝之后唯一的幸存者最终隐匿在人群中，孤独地坚守着他的记忆和价值。朱大可这头“文化恐龙”如今更像他笔下的仙鹤，他独自伫立，高声独语，而眼中充满着寂寞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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