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告诉我们，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不要忘了，伟人不是傻瓜。这些有意无意的举止与装束背后一定潜藏着奥秘。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曾如此描绘这位自称“朕即国家”的国王：“他在场时令人生畏。他有一种独特的风度举止。这种风度举止只和他本人以及他的地位相称。”与伏尔泰同时代的另一位大人物孟德斯鸠则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国王们所显示的一切是其权力的组成部分。这样说或许还不够明白，那么就让我们来阅读剑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吧，这本书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和思考。
该书不是有关太阳王路易十四的传记类著作。读者如对国王其人及其时代有兴趣，可以一读伏尔泰的经典著作《路易十四时代》。如作者所说，《制造路易十四》关注的并非是区别于神话般的路易十四的那个“真实的”路易十四，而是神话的真实性。更确切地说，关注的是路易十四公众形象的制作、传播与接受的历史，关注的是艺术与权力的关系。
国王的形象散见于各种艺术题材，油画、版画、雕塑、纪念章、戏剧、歌剧、诗歌等那个时代的艺术作品无一不包含在内。无论是哪种形式，都不是为了提供一幅供人识别的国王容貌写真图，也不是为了对国王的活动作一番如实地叙述，而是相反，在于颂扬路易十四、赞美路易十四，在于使观众、听众或读者们相信国王的伟大。
众多形象的产生是精心策划的结果。法兰西学院成立后不久，院士夏普兰应国王营造总监科尔贝尔的要求，于1662年写了一份利用文学艺术“为确保国王事业永放光芒”的长篇报告，着重述及了诗歌、史书与颂文等文学样式，还提及了其他一些表现方式，如纪念章、挂毯、壁画、版画以及各种纪念建筑物。在此思想指导下，皇家绘画雕塑院、罗马法兰西学院、科学院、建筑学院、歌剧院等一系列政府组织先后创建。
这些机构在激励艺术家、作家与学者们为国王效力方面不遗余力。如绘画雕塑院吸收新成员时，要求入院作品的题材必须出自“国王演义”。1663年，他们开始举办竞赛，为表现国王“英勇行为”的最佳画作或雕像颁奖。为便于对国王的光辉形象有更深认识，在1665年对西属尼德兰的遗产战争中，两位宫廷画师夏尔・勒布朗与范德莫伊伦甚至随国王亲征。自1671年起，法兰西学院每年都举办题目各异的竞赛，评选出赞美国王的最佳颂文。
对于把国王路易十四描绘成一个光彩照人的、战无不胜的伟大君主，形形色色的公众有何种反应？换句话说，对国王的包装和宣传是否取得了意想的效果呢？倘若盖洛普公司早些时候出现，或许可以得到更为准确清晰的答案。而现在，只能从零星的史料中得到斑驳的印象。崇拜者如图尔的教长征集了数十尊路易十四雕像，专辟陈列室，用以颂扬“路易大帝”；一些市政当局热衷于颂扬国王，在城市建立纪念碑。反对者如圣西门对国王受颂扬的方式持极度批判态度，另一名图阿尔人则称国王是强盗。1709年食品匮乏期间，一些路易十四的雕像被砸，还有匿名信声称要杀死他。从这些零星的记录中，无法看出是崇拜者更多，还是反对者更多。
通过对艺术包装与宣传过程的梳理与分析，作者成功解构了路易十四留给当时与后世的威权视觉形象。高跟鞋与假发是为了使其矮小的形象显得高大，这种做法与在印刷品、雕像、绘画中的夸张并无两样。20世纪注重形象的领导人有了新的技术和手段，电视、电台、电影等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这种解构是必要的，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尤其如此。历史学家需要拨开历史迷雾，从神话的中心地带最大限度地找到事实的真相。作者在中文版前言中也提到，书名采用“制造”一词，意在与“实证派”和“后现代派”保持距离。既要避免实证派的盲从资料，又要避免后现代派的目无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是成功的，我们从人造的光环背后看到了更多真实的事实。也因为这个原因，这本生动、晓畅的著作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论意义。我们不妨将本书主人公路易十四看作是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人物的代表，循此思路，则可以剥开无数外表迷人的包装。如中国的唐太宗三番五次要看史官们对他的记述，并亲自督促他们修改，直到满意为止。清朝的雍正皇帝亲自监督康熙朝实录的整齐工作，在维护自身形象上下足了工夫。这些举动何尝不是一种自我包装和宣传！
或许我们应当区分出两种不同种类的包装和宣传：一种是利己的，一种是利他的。利己的包装是虚情假意的伪装。利他的包装，如果拙劣，至少博得同情；如果高明，则是有力的武器。身为英国人，彼得・伯克应该不会忘记，那张他们首相丘吉尔不怒自威的相片，曾给英国人民带来过多么巨大的信心与力量。而这个效果，正是全赖于媒体的包装和宣传。所以即使神话被解构，我们也不应低估神话存在过的意义与价值。
《制造路易十四》，[英]彼得・伯克著，郝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11月第一版，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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