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4年，《狼图腾》一书的出版，一时在中华大地上引领了“狼文化”的热潮，同时也引发了争议。拥护者认为，在中国社会的精神和性格日渐颓靡雌化的今天，需要游牧民族进入2008年，关于这本四年来发行240万册、至今仍高居在畅销书榜，去年11月获得曼氏亚洲文学奖、今年有望入围澳大利亚文学大奖的“狼书”的争议进入顶峰。3月13日，英文版《狼图腾》首发；4月3日，作者姜戎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称，“这本书里的细节和故事大多都有出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一言激起千层浪。曾在内蒙古草原当了7年知青的作家马波认为，小说与事实出入较大，草原牧民对狼恨之入骨，没有任何牧民把狼当成神来膜拜；与姜戎曾同在一个大队生产班的知青刘小?称《狼图腾》美化了“狼”的本性，狼本性凶残、暴虐、贪婪，绝不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提倡的东西。
《狼图腾》是否虚构了一个事实和一种文化，其核心点在于“狼图腾”崇拜是否存在；“龙图腾”是否从“狼图腾”演变而来，也亟需理论澄清。本报特刊发学者朱冰文章，也期望专家和读者加入话题讨论。
《狼图腾》谬误之要害在“狼图腾”
狼图腾――源于误译
在特・官布扎布、阿斯钢翻译的白话文版《蒙古秘史》译者序言中，有这样的话：
“蒙古人来自哪里？他们的祖先究竟是谁？关于这一点，一句明代译文似乎影响了人们几百年的认识。不知什么缘故，明代译者把本为‘成吉思汗的根祖是苍天降生的孛儿帖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的句子译成了‘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由此，有人就把蒙古人与狼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从而又提出了‘我们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的荒唐考问。孛儿帖赤那与豁埃马阑勒二词的汉译对应词虽然为苍色狼和白色鹿，但是把它当做人名（本来就是人名）来理解的话，关于《苍狼白鹿》的蒙古人之起源传说，也就不再成为传说了。”
这就是说：一、传说中，成吉思汗的根祖孛儿帖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是苍天降生的，不是狼降生的；二、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是人名，虽然赤那、阑勒的词意分别是狼和鹿，但绝不等同于使用这样名字的人就是狼和鹿；更不进一步等同于“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转述拉施都丁《史集》的记载是这样的：“大约距今二千年前，古昔即被称为蒙古的部落，与其他突厥部落发生了纠纷，终于诉之战争……活下来的只有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所有蒙古部落都起源于逃进额尔古涅・昆的那两个人的氏族。而孛儿帖赤那（意为苍色狼）则是那两个人后裔中一些部落的首领”。从这段文献可以知道，至少在中古波斯文献中，孛儿帖赤那是蒙古部落祖先的人名，这一点明确无误。
上述误译说明，明代的译者对于图腾与姓氏起源乃至民族起源的关系缺乏了解，因而对蒙古人祖的解释望文生义。
按照现代学者的研究，图腾名称与古姓氏密切相关，最早的姓氏、人名、地名、官名都是在图腾名称基础上产生的。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中原汉文化中，凤为风姓的图腾，羊为姜姓的图腾，偃、姬等十二古姓分别由鼠、麒麟等十二个图腾演化而来。而这种情况在上古民族姓氏起源中很常见，其他非中原民族中也是如此。如古夜郎人以竹为姓，满族姓氏中的古姓多为图腾，如“尼玛哈”是鱼，“钮钴禄”是狼，绰罗是桃子等。古彝族多无姓氏，以图腾为氏族名，如绿斑鸠族、白鸡族、猪槽族、鼠族、蜂族、鸟族等。这种现象在白族、纳西族、阿昌族等民族中都存在。先有图腾后有姓氏，是古姓名起源的一个普遍规律。了解了这一点，前人关于蒙古人祖之为苍狼白鹿之误译的荒谬就显而易见了：姓氏从图腾产生，不能等同于其氏族祖先从图腾产生。
即便在苍狼白鹿的传说中，苍狼和白鹿两者的地位至少是可以等量齐观的。但是这一传说的本来面目在狼图腾的主张者那里被人为割裂了，白鹿的图腾被抽取掉，只剩下了苍狼，并被进一步演绎为普世真理――狼图腾。
狼图腾――流于演绎
“狼图腾”就是这样一个从上述错误的译文出发而进一步演绎出来的、带有浓厚政治功利色彩的神话，其演绎脉络清晰可见。
一是将局部扩大为全体，将多图腾偷换为单一图腾。在有关古乌孙人和古突厥人的文献中，确实有着以狼为图腾的记载，但同样确实的是还有着以鹰为图腾、以狗为图腾、以鹿为图腾的记载，其中，鹰又有白鹰、青鹰、鹫、猎鹰、隼等氏族图腾。还有人认为狮子、山羊也是他们的图腾。古羌人的图腾则有羊、虎、牦牛、白马、参狼、猕猴等。
二是偷换时间概念。在时间上，《狼图腾》所引用的有关蒙古民族以狼为图腾的古代文献多为上古时期文献，中古以后的文献中就已经鲜见关于狼图腾的记载。这说明：随着文明的积累和演进，宗教信仰或其他思想体系、社会价值观念已经逐步取代了原始图腾崇拜，同时，经济、文化的进步使人逐步对自己的力量获得了自信，从而摆脱了对原始图腾保护的心理倚赖需要。因此，蒙古民族对包括狼在内的原始图腾崇拜一直延续至今，是没有文化依据的。1206年春，帖木真在斡难河源“根本之地”举行大聚会，建九脚白旄纛，即大汗位。旗帜图案应该是氏族信仰最鲜明的标志之一，九脚白旄纛的形制今已不可考，但几乎可以肯定与狼图腾无关。在这个大会上，进行上通天言表演和占卜吉凶的，是一个被称为“帖卜腾吉里”的萨满教巫师。这充分说明：至少在蒙古帝国建立时，蒙古草原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信仰是宗教，宗教在“忽里台”（大聚会）上已经享有很崇高的地位，以至帖木真即汗位时是通过萨满巫师来问天和祈祷吉祥的。宗教在蒙古草原上已经完全取代了原始的、分散的、多种类的、并非具有无可替代的表征作用的原始图腾。蒙古帝国建立后，“随着蒙古社会从奴隶社会转为封建社会，萨满教的原始性落后性充分暴露了出来。于是，通过东征西战见识过世界文明的蒙古人的领袖们不得不考虑重新选择宗教的问题了。在众多的宗教中，蒙古人的领袖们对喇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240年斡哥歹三子阔端在进军藏地时引入了喇嘛教。1260年忽必烈即位时封红教上层喇嘛八思巴为国师。”作为官用和上用贡品的元青花瓷器，其上的纹样是龙凤，且严格禁止民间使用这样的纹样，连色彩的使用都有严格的等级之分。这充分说明，作为草原游牧民族统治者的蒙古贵族政权早已经摆脱了原始蒙昧时期的图腾信仰，而吸收了汉文化的龙凤图腾信仰。
三是偷换空间概念。前文所引文献可以清楚地说明：即使在图腾崇拜盛行的远古时期，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蒙古民族狼图腾存在。这首先是因为那时没有一个统一的蒙古民族。蒙古民族的起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至今没有一个学术界公认的唯一的蒙古族祖先。原始图腾是以氏族为单位的，是区别氏族的重要标志，不同的氏族有不同的图腾，它是原始时代氏族区别的重要标志。蒙古草原历史上，这样多的民族和其支系，这样复杂的历史上的民族变迁、交互和交流、战争和吞并、融合和分裂，这样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这样广阔的多民族生存空间、这样多样的民族文化形态和内容。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狼图腾的主张者却告诉我们，有一个千古不变且一以贯之的狼图腾存在，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四是偷换文化内涵。可以清楚地看出：狼图腾主张者姜戎鼓吹的草原狼图腾文化，是一个不具有大多数图腾文化元素的、或者可以称为发育不完全的早期图腾遗存，它不具有一个完整或相对完整的图腾文化特征或其应具备的最重要的一些元素。狼图腾作者所列举的古文献中关于狼的零星记载都早于蒙古帝国建立时期，它只是一些草原民族和部落关于狼的图腾传说或观念，它不是草原多民族的共同图腾。在蒙古帝国建立以后，如上所述，萨满教和后来的喇嘛教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从图腾名称看，草原各民族没有一个统一的狼图腾名称，赤那或赤那思只见于姓氏，且这样的姓氏没有贵族血统含义。从图腾标志看，草原各民族没有一个统一的狼图腾标志，连不统一的狼图腾标志也没有遗存下来，出土的文物中亦很少见狼的形象描绘。从图腾禁忌看，草原民族从来未将打狼作为禁忌，连狼图腾主张者自己的故事都是从打狼开始的。禁止毁伤和使用、食用图腾，这样的图腾禁忌观念显然不存在。从图腾外婚看，草原民族没有严格的图腾外婚传统和习俗。从图腾仪式看，草原民族没有有关狼的图腾仪式。草原上最盛大的喜庆仪式是那达慕，以赛马、摔交、歌舞为主要活动。最盛大的宗教仪式则是萨满祝巫。从图腾生育信仰看，上古时期有狼育婴儿的传说，但在后世的文献及现实生活中，草原民族从没有相信婴儿是狼转世或狼的灵魂进入母腹而致怀孕、希望生狼种的传说。从图腾化身信仰看，草原民族没有相信人和狼能互相转化的观念，或人死后有化身为狼的能力。草原民族信仰的生死观是腾格里―――长生天，希望死后能魂归长生天。从图腾圣物看，草原民族没有用于狼的图腾仪式的狼圣物。从图腾圣地看，草原的图腾圣地是敖包，没有狼的图腾圣地。从图腾神话看，一些草原民族的祖先有关于狼的图腾神话，但一般是早期神话，且没有普遍性，不为草原各民族共同信仰。从图腾艺术看，草原民族舞蹈如蒙古族的舞蹈，以鹰型、马型最多，没有狼型。蒙古民族文学史诗《江格尔》歌颂的是英雄人物，不是狼。蒙古民族音乐史诗《嘎达梅林》所歌颂的也是英雄人物。狼从来没有进入过蒙古民族代表性和经典性的文化和艺术。即使作为图腾装饰，蒙古民族也很少使用狼的纹样。
综上所述，狼在草原民族的历史上，只是在早期，具有一些图腾文化的雏形，也只表现为传说故事。狼作为图腾在其他必备要素方面几乎完全是缺失的，它不具备基本的图腾文化丛特征。而到了狼图腾主张者最为推崇的强盛的蒙古帝国时期，狼作为图腾文化，其特征更是不可追寻和考证。因此，它不是草原民族的共同图腾，连作为个别民族传统图腾的证据也不可考。
这样一个狼图腾神话是演绎出来的。它用狼故事作铺垫，用概念化生存的毕力格老人做话筒，传达的是狼图腾作者的政治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应该复活。
（本节与黎京先生合作）
文体定位和文本结构问题
《狼图腾》（以下简称狼书）“编者荐言”的第二自然段称，“《狼图腾》这样一部以狼为叙事主体的史诗般小说”。什么是史诗？历史分为自然史和人类文明史。自然史早于人类文明史，狼属于自然史的范畴，史诗属于人类文明史的范畴。而史诗的定义是什么？它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以其中的英雄人物为主角的。比如古希腊的《伊利亚特》、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族的《江格尔》等。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现代狼故事怎么能成为重大历史事件的主题、狼怎么能成为史诗的主角呢？如果这里史诗是指秉承了狼性精神的人创造了历史并且由姜戎写下了这部史诗，这部书的主角就应该是人而不是狼。但前面又说了，它以狼为叙事主体。
如果“史诗般的小说”指的是狼书涉及的诸如“我们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蒙古草原狼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图腾崇拜”、“蒙古草原狼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自然进化的发动机”、“狼图腾是科学发展观”、甚至“华夏民族发祥于游牧民族”等重大命题，而作者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文体来完成这些命题，作一种新的尝试，当然是好事。但是这个任务完成了没有呢？我觉得至少从文本的角度看，没有。文本中众多而生动的狼故事是完全可以单独成立的，这说明，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狼图腾的概念与狼故事主体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狼故事的讲述即使有夸张和失实，应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但狼图腾的表达是失败的。因为从这些狼故事不能必然推出狼图腾这样一个结论来。狼故事后面附加的狼图腾观念不是通过有关图腾的故事展开并由读者得出的，它是作者用自己的议论生硬地附加给读者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矛盾甚至失败呢？我认为首先是作者文体定位的失败，其次是文本结构的失败。从文体的定位看，作者想要涉及的命题太多、太宏大、专业性太强，其中哪一个命题都包含着无数子命题，而这些子命题都是需要靠严谨的学术探讨和论证来完成的，而作者试图靠小说、靠书中这样单一的叙事主体狼再加上那些枯燥直白的反复说教来完成这些宏大命题，这是这样的一个文体定位不可能做到的。举例说明：第14章有关狼旗这一内容，起因是官布老人风干两张狼皮。这段文字很多词语含义不清、指向不明。比如突厥人的宗教信仰问题。根据学者樊圃的研究，六到八世纪时，中原或西北地区突厥人是信仰萨满教的。1453年攻克君士坦丁堡的这一支突厥人建立奥斯曼帝国后，统一信奉伊斯兰教。宗教信仰在突厥人的强大或衰落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样的宗教信仰从内容到作用与狼图腾有什么关系？如果作者想证明突厥人的强大是靠狼这样原始的图腾信仰，这样三言两语的草草带过能使认真的读者信服吗？再如，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性质如何？它是根据什么被定性为东方草原狼的？又如“西方森林狼被东方草原狼逼出了内海”这一句，指的是哪个历史阶段的哪些国家民族的哪些历史事件？西方最早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英国属于西方森林狼的范围吗？著名的圈地运动就是因为需要大量的草原放牧羊群而发生的。西方某些国家的海盗史与森林狼又是怎样的关系？这样一些最基本的定义都模糊不清甚至根本没有交代，作者就直接过渡到以狼性作为唯一衡量标尺，重新定义并建构了世界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发展动力。这个跨度过于宏大。
就算作者有这样宏伟的抱负，作为一个受过学术训练的人应该知道，这样的任务不是小说这样的文体能完成的。从上文有关狼旗的几百字议论就可以看出，与观点覆盖面的宏大相比，其根据是多么薄弱和不堪一击。又如，狼书中反复提到的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横跨欧亚两大陆，被作者当做证明狼性、狼血、狼图腾的最有力证据之一。一个政权在一个时期的鼎盛，是诸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不作更多展开，而作者却将这样庞大和复杂的一个历史事件和过程简单地归结为狼图腾的作用。如果蒙古帝国是靠狼图腾建立的，那么蒙古帝国的终结消失是不是意味着狼图腾的终结和消失呢？
通过小说这样一个不恰当的文体的定位，作者轻易地回避了这本书的主题――狼图腾的存在所需要的学术论证的规范。评论家孟繁华是这样说的：“如果将它作为小说来读，它充满了历史和传说；如果将它当做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来读，它又充满了虚构和想象。”（见狼书封四）。孟繁华的这段评论我认为说对了一半：作为小说，它并未充满了历史，它没有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和对其过程的描述，它只是充满了对历史的发散式议论，说白了是聊天。而且这些议论并不主要见于小说正文，而是见于该书的后记《理性探掘――关于狼图腾的讲座和对话》；如果说这历史指的是小说每一章的开头所引用的那一两段加起来不到两百字的文献，那么这更谈不上是充满了历史。其次，通览全书的每一章节，除后记外，它也并未充满传说，传说有一些，一般很简短，更多的是对这些传说的张扬狼性的议论。因此这部小说的文体性质就诚如孟繁华所说的了：“如果将它当做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来读，它又充满了虚构和想象。”我觉得这个批评很准确，它说中了狼书文体的要害：那就是，它确实试图进行一些文化人类学的探索，比如，它的主题图腾是文化人类学的产物。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科学，科学靠的是事实和实证，不能靠虚构和想象。按照姜戎先生的初衷，他是想要通过张扬狼图腾，“重新认识游牧民族对中华文明的救命性贡献”，“弄清‘中国病’的病根”（P452）。这样的初衷是很好的。但是，靠虚构和想象是不能建立以狼图腾为标志的文化人类学这样一个学术体系的，哪怕是其中一个分支也不行。这不仅是一个常识，更是起码的学术道德。
关于文本结构。全书35章，每一章的文本都是这样结构的：开头引用一到两段历史文献，然后接下来的正文却全是所谓真实的狼故事，与引用的文献没有任何文本关系。作者用这样的手法暗示读者：这些狼故事是狼图腾存在的生活根据，而章节开头引用的文献就是狼图腾存在的文献证据。不需要任何展开和求证，这个狼图腾的存在就从实然过渡到了应然。比如前面说的第14章的狼旗。又如第4章的吃黄羊肉这样一个简单的情节也是为狼图腾设置的。由吃黄羊肉到联想到唐朝太子、到成吉思汗的祖爷爷拣狼食、到没有狼就没有蒙古人。也是短短几百字。这样随意的发挥、漫无边际的想象和猜测与斩钉截铁的结论、语言的使用和表达风格的不雅形成了一个怪诞而病象的文本，这个文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直截了当毫无美感地传达概念，为着完成狼图腾这一概念的强制。
对考古成果及文献材料的曲解和割裂
狼书作者主张狼图腾，采取很多手段贬低农耕文化，将其称为“羊文化”，称华夏民族为“羊性格”，将草原游牧文化称为“狼文化”，称游牧民族为“狼性格”。在最新的访谈里（见2008年4月3日《南方周末》）姜戎更进一步提出：“华夏民族事实上发祥于游牧民族”，甚至对考古成果加以曲解。举三个例子。
在狼书《理性探掘》里，第一，把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玉龙说成是狼首龙身，进而认为“在新石器时期原始狼图腾和龙图腾头部颈部完全相同”，从而证明狼图腾早于龙图腾。对考古材料做出这样的曲解，姜戎的根据是两条，第一是个人感觉，P623：“可是让我吃惊的是，那条原始玉龙，根本不是中国人所熟悉的龙，而是狼首龙身形象的龙，玉龙的身上没有鳞，也没有爪，头部和颈背完全就是狼头狼颈”，“尤其是头部绝对是狼头。”第二是在个人感觉基础上的想象和发挥，P624：“有些学者说这条玉龙的头是猪头。但是，我认为，从游牧民族的性格上讲，家猪和野猪都不会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崇拜图腾，因为中国西北和北方的游牧民族是绝对不会崇拜被自己驯服的、或可以被驯服的动物的。只有不了解中国游牧民族性格的人，才会认为中国草原人会崇拜家畜。”从个人对民族性格的片面理解和简单定义出发，在没有考古学根据的情况下擅自改变出土文物的定性从而为我所用，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如果姜戎坚持此说，他起码应该做到的是：1、与现有考古发现成果中同一时期的龙纹样进行对比，指出三星他拉玉龙是唯一没有鳞、没有爪的龙；同时指出没有鳞没有爪的龙一定不是龙的理由；2、如果能举例说明他判断三星他拉玉龙“头部和颈背完全就是狼头狼颈”的根据以及是否有相似考古和文物依据，这样的判断才具有说服力。而事实是，龙形演化史的第一阶段就是夔龙阶段，早期的夔龙大都是既没有鳞也没有爪的夔龙。夔龙期约从良渚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经商周延续到秦汉，以商周的夔龙为代表。而三星他拉玉龙就属于红山文化中典型的夔龙造型，它恰恰说明了红山文化与其他中原文化在特征上的一致性。
第二个例子是，用大窑文化证明游牧文化早于农耕文化（见狼书《理性探掘》）。而事实是：大窑文化正是农耕文化的遗址。大窑文化发现了大量石锄、陶罐、成排的房屋遗址，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这个属于红山文化系列的古代文明遗址在农耕文化的发展上甚至比中原的遗址要早。根据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学者的研究成果，距今五到八千年前的蒙古草原气候温润雨量充沛，是中华农耕文化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后来由于气候变化，才经历了由农耕到畜牧到游牧的经济和文化形态。第三个例子，关于饕餮纹。在《理性探掘》里，姜戎将饕餮纹也强行解释为狼图腾，理由仅仅是饕餮纹象征恶兽和贪吃，于是饕餮纹等于狼图腾。第四个例子是对史料的任意割裂、断章取义。比如狼书第一节引用的《汉书・匈奴传》中“周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如果将这段文献理解为匈奴人对狼图腾的崇拜，那么至少还应该加上匈奴人同时也崇拜白鹿。类似例子在狼书中还很多，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狼图腾”之沙上建塔
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拥有着恒河沙数一样光辉灿烂的名字和取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在狼书里都很少被提到或遭到无视，只是号召人们返回蒙昧时代的兽祖信仰。“狼图腾”这个被生造出来的伪文化在四年里被巨大的宣传攻势强力推动着，这个现象值得思考也值得警惕。
文明衰落论在东方和西方都焦灼地存在着，寻找其出路的探索是可贵的，著书立说甚至想要提出体系，一定要抱有健康的心态和目的，一定要建立在对常识的足够了解上，才有意义。沙上建塔，最终得到的只能还是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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