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探求真理。真理如深埋的真金，经反复水淘火炼，也难得百分之百的纯金。学术亦如是，一个人倾毕生之力，也未见得能掌握全部真理，只能越来越接近。这里，同道之间的赞赏、启示、补充固然是对作者极大的安慰鼓励，而尤其不可缺少的是切磋、驳难、批评，甚至推倒，它能将你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话说当年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逃亡日本，对古文字学产生了兴趣，并以之为工具，进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同时，在国内，一个比他小十多岁的青年学子、清华研究院王国维的学生―――吴其昌，也正在继承老师的事业，从解诂古文字出发，梳理上古社会，已经成果累累。
1931年春，《燕京学报》收到了一篇论文，郭鼎堂的《汤盘孔鼎之扬榷》，很可能是本校古文字学专家容庚教授介绍的。那时《燕京学报》有个很好的做法，即请一些专家代审部分专业性强的稿件，以保持学报的学术水平。时吴其昌在清华大学任教，学报便将郭文请吴代审。郭文质疑两千年来认定《汤盘》铭文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实“汤盘”这宝物谁也没见过，是两千多年前的老祖宗对其铭文作如是解，载入《尚书・大学》，并被奉为人生经典。郭沫若从殷器铭文内容通例及字形，推测或因纹裂蚀损致被误认，画图演示，提出铭文当是“兄日辛，且（祖）日辛，父日辛”三代人名。吴其昌见此文大为赞赏，认为是一大发明，力荐发表。于是此文登于《燕京学报》九期。
几乎同时，两位古史学家又发生了一场争论。
从1926年起，吴其昌就开始研究殷周时期的历法，陆续发表《三统历简谱》、《汉以前恒星发现次第考》、《殷周之际年历推证》、《新城博士周初年代之商兑》、《金文历朔疏证》等论文，成一家言。其时，学术界对上古历朔众说纷纭，吴曾在《殷周之际年历推证》手稿后记写下：“……举世以不攻刘歆为不入时，以不敬外儒为不科学，我此文成，惟陈寅恪师、刘子植兄二人为然耳。”（1930年6月）当他正积累资料，准备再作《金文历朔疏证续补》时，郭沫若的《两周金文大系》出版了。二人所考有甚合者，有绝不同者，有差异不远者。同道对郭书亦多有评议。于是，吴其昌与刘节、唐兰、徐仲舒、商承祚等友人反复切磋商榷，常至深宵。在刘节的建议下，决定缓作《金文历朔疏证续补》，先制《金文疑年表》等数表，稍献铮议。随后，郭沫若又发表《毛公鼎之年代》，批评吴之《殷周之际年历推证》及《金文历朔疏证》。其言曰：“近人吴其昌……于周初之历朔，考定颇勤，初著《殷周之际年历推证》……继著《金文历朔疏证》……浅识者颇惊其成绩之浩大，然夷考其实，实无一是处。”啊，“无一是处”！全盘否定！
吴其昌也是个好辩之人，自称“辩不胜不休”，但他的老同学王蘧常又指出他有“能服善”的优点。他见了郭文，没有觉得这会影响自己的学术生命，生不如死；没有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而是细细地阅读，静静地思考。他采纳了郭的一些观点，适当调整自己的历谱，基本论点不变，再与鼎铭核对，发现二者更加密合，历谱的可信度更高了。于是，吴氏写了《驳郭鼎堂先生毛公鼎之年代》，先拜谢郭氏之“嘉惠”，“为我历谱增厚证力”，还谦虚地说：“‘成绩浩大’，愧不敢当”，也淡淡扫了一句：“‘无一是处’之讥，亦希其稍慎施于他人也。”接着又从毛公鼎之语言文字、历史事实、形制花纹方面与他器比勘，举证十五，对郭考定的毛公鼎的年代提出了异议。
周代历谱也好，毛公鼎年代也好，至今并未定谳，也许还得几十年、上百年的讨论。而学术正赖有攻错，方得进步。吴其昌随后将《金文历朔疏证》大大增补修正出版了。至于郭沫若，他批评别人，率真犀利，笔不留情，但善对不同意见。记得是1958年，吴其昌介弟吴世昌给他写了封信，对郭的《?器铭考释》提出几点不同意见。郭即把这封私人信件给了《考古通讯》发表。
这就是老一辈学人对待批评的风度和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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