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上去，彼得・布瑞克所著《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疑似一个被翻来覆去地讲到食之无味的压迫与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的故事。不过，1525这个年份还是能够引起一些联想的：1517年，路德在威腾堡大教堂贴出抗议性质的论纲，由此掀起了宗教改革的大潮。按照常理来说，这两个重大事件一前一后，应该会有某
这样，当我们讨论一个惯常的问题，即促发这次农民战争的根本原因的时候，很容易将宗教改革与它联系在一起。这就有可能提供一种观念上的解释，亦即，存在着某种精神的、思想的东西，支撑并合理化了农民们的斗争。
由此，阅读这本书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是什么迫使农民揭竿而起、又是什么赋予他们以勇气与力量？
从书中所揭示的情况来看，经济的压力和阶级的压迫造成了突出的矛盾。布瑞克教授用相当多的篇幅交待并分析了1525年农民战争期间德国各地农民的怨情陈述。从内容上看，农民们的不满往往围绕着种种物质的利益而展开，他们要求降低税率，要求自由渔猎和使用公共林地的权利，要求减轻劳役，等等。
起义者的这些陈述，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了封建时代末期，农民在沉重经济负担之下的悲惨命运。特别是，中世纪晚期的农业生产在一段时间内呈衰退之势，爆发于14世纪的黑死病的蔓延又加剧了农业的危机，农产品价格下降，贫富差距加大，大量农村人口沦为贫贱的下层人。另一方面，既有的制度和秩序不仅无法容纳和化解种种危机，相反，还加剧了特权阶级攫取的冲动。例如，在木材等原材料紧缺、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原本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公共地的森林和牧场的经济价值上升，领主们倾向于强化自己的排他性控制权，进而以权利的有偿转让来获利；而在属民这一方，他们原本可以享受的获取免费的建筑材料、柴火和放牧牲口的权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甚至完全丧失了。
而且，由于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村劳动力不足，作为一种应对手段，领主们强化了农奴制，原本只是在领主司法管辖之下的属民，也被剥夺了种种自由，其实际地位降低了。例如，有的地方的农民必须以放弃流动和选择领主的权利来获得土地租赁合同，还有的领主严厉禁止属民与其他领地的人通婚，限制其自由流动，实际上是把自由农民变成了农奴。
从这些方面来说，物质利益上的冲突的确构成了农民抗争的重要原因。不过，起义者留下来的文件表明，他们的眼光已经超越了具体的物质要求。作为起义纲领的十二条款，不仅仅是各个乡村的怨情的汇集，更是一个针对现实秩序的改革提纲和政治宣言。农民们要求废除农奴制，从而废除乡村封建贵族和教会领主在税收、征兵和司法等方面的权力；要求将什一税的收益收归地方社区所有，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贵族、上层神职人员、城市及某些城市团体的利益；要求教区拥有选择和撤换牧师的权力，从而使得教会及领主有可能失去对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及思想的控制。
基于这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的广泛参与及其明确的政治要求，布瑞克教授将1525年革命定义为“普通人”的革命：胼手胝足之人，不满足于被剥夺的命运，开始结合在一起，为着自己的权益振臂高呼，以政治行动表达并争取实现自身的权利诉求。所谓普通人，是农民，是矿工，是领地城镇的居民，是帝国城市中没有参政权的人，正是这些人形成了与封建领主的对峙，也正是这些人构成了1525年革命的广泛的政治联盟。这本书的所谓新视角，便是基于这一点而言的。
再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毫无疑问，1525年革命的另一条线索已经显现出来了。经济不是解释农民革命的根本性的维度，农民革命有其政治的、制度的目标和价值的、理念的动力源，即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宗教。
尽管起义者否认宗教改革和农民革命之间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但是，他们其实比路德的改革努力走得更远，他们以《圣经》为根本依据，以上帝的意愿与裁断作为衡量世俗秩序是否正当的标准，积极地废除旧的不合理的措施，建立符合上帝之意的新秩序。
换言之，当现实秩序不足以提供公正与福利时，起义者挣脱了世间的权力和支配的结构，直接向《圣经》和上帝寻求正义。他们甚至不再以消除具体的苦难为目标，而以圣言构筑新秩序，以神法对抗习惯法，取消地位差异，建立广泛的政治联盟，抽去了教会及其法律体系的绝对价值，抽去了世俗君主与属民之间不平等的关系的核心本质，从而使得所有人同样地站在上帝面前，获得存在的确证。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普通人”，可以更进一步地被看作是一个普遍的人或一般的人。换言之，在革命的洗礼中，一种新的人格诞生了，它突破了现实的社会秩序与利益格局，成为独立自主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个体的人已经在孕育和发生了。基于此，1525年的革命可谓是西方告别中世纪的序幕。
由上帝面前的平等，推演出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耶利内克在其《人权与公民权的宣言》中所表述的思想，即新教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概念。这一思想后来被马克斯・韦伯在其《城市》一文中加以推进，他认为，从法律精神上来说，中世纪晚期城市里争取市民权的斗争造成了创生近代资本主义的制度要素。
韦伯和布瑞克的论著，表面上看似乎形成对立，认为现代化之源头，一者在城市，一者在农村。但在根本上，这两者只是分别撷取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的片断，而都可以观察到相同的作用机制，即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它直指人心，改变了人类的精神景观，并外在化为法律、政治等制度，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变革。
对于今日的中国读者而言，“1525”还从另一个时空传达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洞见，促使我们关注社会革命和社会变迁背后的价值因素。
例如，以上述思路来看，在中国的历史书写中，以农民战争之名所发生的多次重大历史事件，在阶级利益与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同的历史文化的脉络交织而成的极为丰富多彩的画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预言，“等贵贱，均贫富”的要求，“无处不平均，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原本傍依着不同的信仰与价值体系，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讲，不能够仅仅用物质利益就可以放心地将它们简单地归为一类，而要求我们回到具体的利益冲突背后那个活生生的“人”本身，并考虑进一步的问题，比如，这些纲领性的口号，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吸引并统领了广大民众？又是否改变了他们对于自身存在的基本认知？貌似王朝循环的历史过程背后，是否还有其他的发展脉络？
《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的译笔明白晓畅，不过，如果能够适当地加上一些地图，并以注解方式对某些重要事件、人物等背景知识加以介绍，则会予读者以更直观和全面的印象。此外，应考虑加一术语表，标明“普通人”等核心概念的原文。特别是，本书版权页的内容似乎表明译自德文版，而封面标题及正文中以括号列出的原文（除人名地名外）均是英文，如能以术语表等形式加以弥补，则将有利于读者的查证和引用，避免自相矛盾或混淆不清之处。
《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德]彼得・布瑞克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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