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读《读书》是在90年代初上大学期间。那时，一册到手，几乎是一字不漏地从头读到尾，还勾勾划划，那份认真劲，那份投入――而今想来，倒是颇为怀念。由此，也记住了沈昌文这个名字。
大约在1995
在《知道》一书中，沈昌文将自己从孩童时期起的一生经历娓娓道来，既讲述了其主政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时期的一些重要的人与事，也通过回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说明了后来的沈昌文的“来路”。不过，沈昌文这本自传远谈不上“厚重”，如果刨去图片、附录、后记等内容，不过七万余字。在新书发布会上，沈先生说，担心言多必失，成书时删节不少。而留下的文字，也绝少高谈宏论，或者“绝对隐私”性质的东西。正如采访者张冠生先生所言,“大风大浪的事件，机锋交织的暗流，是非曲折的漩涡，由他说出时，波澜不惊，从容到家，一如老农讲他的春耕夏播、秋收冬藏”（《知道》，下同，第177页）。
体味沈公的二十字“箴言”，其实一个突出的意思是说做编辑应该重视人脉，要和作者交朋友。他说：“编辑工作是个奇怪的职业，自己不生产，这边是作者，那边是发行，那边是印刷厂，你在中间。这就要求你要做到人脉相通，当然首先是作者了，这样才能生产出好的读物来。”（第148页）书中讲到“读书服务日”制度，讲到饭局的故事，都可以说是那二十个字的注脚。特别触动我的还有张冠生先生在“后记”中讲到的故事：“见面时说起一本书，沈公有，我没有，他知道我想看，就会想方设法再弄一本。实在弄不来，他会费点周折复印一本，用牛皮纸包好，或骑车来，或走路至，放在我所在单位的收发室。经这样中转而得的沈公赠书总有几十本。……他认识人多啊，多少好书的朋友啊。相信享受过沈公上门专递服务的朋友多的是。”（第177~178页）――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编辑交朋友当然有实用主义的意味，但一份真诚，其实是不可少的。
作者是一头，读者则是另一头。沈先生对另一头同样很用心。他说：“编《读书》的时候，我特别注意群众来信来稿，要求自己多看、早看。我着急到什么程度呢？信件刚从邮局送到收发室，文书还没来得及登记，我就要看。我每天最高兴的就是把读者来的信件抱回去看，看完后再让他们去登记和处理。”（第132页）沈昌文还热心地将《读书》不能采用的来稿推荐到别的报刊发表，这当然已超出了对编辑分内的要求。
关于编辑行当，通常的说法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道理是不错，但编辑是否也要有某种主体意识呢？沈公的意见是：“编辑的主体意识，照我看，不能张扬得过分。……一个高明的编辑，是能够让作者写他最想写的东西，让译者翻他最想翻的东西――这样出来的东西才会是精品。”（第165页）纵观沈氏《读书》的历史，编辑部的主体意识是非常显豁的。如果没有主体意识，就不会有对“言外之意”或“引而不发”的追求，也不会不断地去作检讨了。
在《知道》一书发布会上，沈先生说自己在出版工作中，从来不是主角，一直是配角，从旁做了些事情，仅此而已。万圣书园的刘苏里则用“推”和“拉”两个字概括沈公的文化作为和为人。“推”指做思想解放、文化发展的“推手”，“拉”指倾力扶持、奖掖后进，“他不是剧中的主角，也不是配角，但他很多时候是这个剧的导演，三联书店总经理期间如此，《读书》以及《万象》时期也如此”。
沈公自传起名为《知道》，一个理由大概是因为沈先生经常自称“知道分子”，然书名也可读作“知‘道’”――如论编辑之“道”，称沈先生为知“道”之人当非过誉。《知道》一书所透漏出来的编辑之“道”，无疑是值得像我这样的后辈好好学习的罢。
（《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花城出版社出版，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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