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下午2点28分，在汶川大地震全国哀悼日的警笛拉响之前，我乘坐的出租车正由西向东经过中国大饭店。倒计时开始以后，平日喧嚣沸腾的长安街突然沉寂下来，川流不息的车辆在没有任何人指挥的情况下戛然而止，排成长龙，虔诚地匍匐在地。我们这辆车停在了国贸桥前。我回头往天安门方向望去，虽然看不见降下的五星
我们家的祖籍是合川，原属四川管辖，重庆直辖后归属重庆。犹如“巴蜀”二字无法拆解一样，我们心中从未把重庆和四川分开。所以直到如今，每逢有人问起“你是哪里人”时，我还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四川。”大弟长期生活在成都，更对蓉城赞不绝口，退休之后也不随女儿一家迁往外地。我们相约将来一起到天府之国养老。5月12日下午3点，南京的表弟突然打来电话，声音异乎寻常：“大姐，成都附近发生大地震了！南京和上海等地都有震感。成都的电话全打不通了，不知大哥他……”我眼前顿时浮现出唐山大地震后的惨状，似天塌地陷般的惊恐，便立即开始与家人一起紧张地寻找，直到收到大弟报平安的短信。因为余震不断，我们多次劝说他暂时离开那个危险之地。可是他声音哽咽却态度决绝地说：“在这样的时候，我怎么能离开！”听完我的无字电话，他发来这样一条短信：“今天中国救了四川，明天四川也将救中国！”我相信。曾在八年抗战中以自己的胸怀和脊梁收容了全国难民，承续了民族血脉的四川人，在祖国和民族需要的时候，一定会兑现自己的承诺。
那天我外出，是去北京火车站接我舅舅。他家住重庆，五月初去青岛与当年的军中战友相聚，回程顺道来北京看望他的姐姐即我的母亲。我舅舅一生命运多舛：还未出生，他的父亲即我的外祖父就因病去世。他17岁参加海军，转战辽东半岛和浙江，亲手修建了四个机场，其中包括著名的为解放一江山岛立下战功的浙江黄岩县路桥机场。23岁刚复员不久，就因同情一个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历史反革命”而被打成右派。“文革”前夕又因说了一句当时犯忌的话，又被追加为“极右派”，开除公职，下放劳动，吃尽灵肉之苦。妻子离他而去，留下一个四岁的女儿。他为了将女儿养大，唯有自救。自救的本钱就是搞好身体，强健神经，所以他一贯乐观豁达。75岁的人，看上去才五十多岁。警笛响起前，他还在车上和我有说有笑。待轰鸣声由远到近席卷而来，他便闭了嘴。我侧眼望去，脸上从未有过愁容的舅舅，此时神色凝重，怆然泪下。我知道，他在为受苦受难的同胞祈祷。我也为他祈祷。希望人性的旗帜升起来了就不要再降下去，让他的子子孙孙不再遭受和他一样的苦难。
国殇日的前一天是我的生日。原本我的知青朋友们正策划在网上为我和另一位与我同月同日生长我一岁的知青朋友祝寿。与“文革”中下乡的知青不同，我们是在“文革”前因所谓“家庭出身不好”，被剥夺升学权利而放逐到大巴山区插队落户的。在共和国的知青史上找不到我们的踪影，唯有绵延数千里的大巴山脉镌刻着我们艰苦跋涉的脚印和长达四十余年的患难深情。没想到就在我们期待着这份特殊的生日礼物时，一场空前的灾难从天而降，而且震中所在山区竟与我们的第二故乡大巴山比肩相连！我们当年插队之地的震感和灾情都相当严重。此时没有什么比抗震救灾更重要了，于是我们联名给朋友们写信并得到他们的一致赞同，即用给灾区父老乡亲献爱心的方式来纪念我们的生日和悼念逝去的亡灵。尊重生命和人格，正是我们这批老知青的友谊得以历久弥新的基石。而灾区被撕裂的大地，耳畔撼九霄的轰响，又何尝不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凤凰涅?的阵痛和呐喊？
磨难树人，多难兴邦；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在笔者快要写完这篇国殇日感念的时候，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为了支援灾区人民，紧急组织制作了别具一格的心理治疗手册《让悲不再痛让哀不再伤》，还为它设计了由各式碎花拼成的心形图案和一支点燃的蜡烛组合的精美封面，并决定将首批5万册全部免费捐赠灾区。印刷厂特地选择在5月19日下午2点28分开机印制封面。印完后才发现，在心形图案中竟隐隐出现了一把白色的喇叭口朝上的集结号。这或许是制板人的疏忽，又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心”中的号角仿佛吹奏出国歌庄严的旋律。相信这一次我们要筑起的将是“心”的长城。物的长城是有形的，而且总将被摧毁；心的长城是无形的，却是牢不可破和万古长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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