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这是一部在网络和平面媒体取得双赢的作品。因为此前，《河父海母》先在《十月》杂志部分发表，白烨、陈晓明、张炜、邱华栋等国内前沿作家和评论家高调力推，不
我认识李玉文已经15年了。这个来自东营的作者出版第一部小说时才19岁，如今“20年磨一剑”，才推出自己的第二部作品。李玉文解释说：“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很多和我做了同样的选择。小说提供不了生活的最起码保障，只能选择放弃或暂时放弃。我是暂时放弃的人之一，当年我就想，有一天我肯定会回来。”
他说，出版第一篇小说时全凭热情和浮浅的感觉，每天以一万字的速度推进。其实那个小说今天看来没什么价值。他更愿意把《河父海母》当做自己的处女作。
小说讲述了为躲避侵华日军战乱的人们在蛮荒的河父海母之地的时代变迁沉浮。故事从邓吉昌一家12口为了躲避日军侵华战乱，落户于黄河之口――河父海母之地开始，以“邓家”的发展与繁衍为主要线索，突出展现了文明变迁中人的命运。小说时间脉络清晰，引领着我们走完半世纪蛤蟆湾的变迁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历史进程中农村文化的变化与发展。
李玉文二十多岁时从河父海母之地走出，先后当过农民、教师、工人和新闻记者，1996年进入政府机关，2002年辞去公职加盟香港上市公司东岳集团，从文字工作做起，很快就任东岳集团党委副书记、首席行政官。“我是千万个‘草根’之一。上学前便开始帮家里干活了，每个暑假都要割一家全年做饭烧的柴火。什么农活都干过，干得很苦。没受过良好的教育，就像我的启蒙老师李建华说的，‘是一颗贫瘠的种子，也成为了一颗希望的种子’。”
出版方在此书腰封上醒目地打上了“中国版的《百年孤独》”。李玉文也不否认自己曾受到加西亚・马克尔斯的影响，在整部作品中，流动着中国式的魔幻神奇氛围，但也有人认为这是蒲松龄对山东作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李玉文表示，误读会影响对作品的判断。因为生活阅历、所处环境、所处时代不同的原因，一些现实存在的事，却被另一个群体认为是“魔幻”、“神性”、“魅性”的。“比如我开头写蛇可以自己连接身体，狐狸可以学人的唤鸡声，都是我真实的所见所闻。”李玉文说，“小时候，我和同伴们经常残害动物，用剜菜的镰刀将蛇截为两段，也经常会看到蛇将断成两截的身子连接起来，只是不像小说中接得那么快，我记得蛇将断躯接好大约需要半小时。还有狐狸学人的唤鸡声捉鸡，这是我的邻居孙大娘讲给我的她的经历，那时候我大约五六岁。”
李玉文说，小说中的事大多是现实存在的，只是他把这些事做了些夸张和艺术的描写。他想，黄河口的乡亲们看了这部小说，他们都会相信那都是真的。“很多评论家还是很清晰地看出了一点：我虽然借用了拉美和欧美的写作手法，但我的故事全都是本土化的，我有必要再强调一遍：也只有在中国、在黄河入海口才会生长这些故事。如同把这个小说归‘魔’、归‘神’、归‘魅’，我想这些更多地来自于黄河入海口这片土地，但我不否认汲取了包括蒲松龄的小说在内的中外名著的营养。”
值得一提的是，李玉文的语言风格独树一帜，用了大量的长句叙事，评论界对此褒贬不一。李玉文说：“开始写的时候，我用的是大家习惯的语言，但写了几章后，发现一个几十年跨度的小说，要把它写细写完是不可能的。我就换成了这种西化的叙事方式。西方叙事具有中国传统叙事所不具备的张力，节奏加快了，信息量、故事量大了。打个比较形象的比方说吧：我们中国人习惯于用筷子吃饭，可我面对的是大块的牛羊肉，我于是就做了拿刀叉吃的选择。”
与当下的畅销书相比，《河父海母》的形式和内容看上去都不具备畅销因素。李玉文认为，现在的图书市场事实上都垄断在“名人”手中，检讨严肃文学失去市场这个问题，固然有浮躁的社会大环境和读者群体素质问题，但与作家的作品不接“地气”有关系。小说需要人看，而且很多人看，失去了读者群体，也就失去了小说存在的意义。他说：“我永远是一个文学的朝圣者，文学永远点燃着我的生命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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