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应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的邀请，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著名作家奥罕・帕慕克日前到上海外国语大学访问。此次上外之行是帕慕克此次访问中国的最后一站，在座谈会上，帕慕克称自己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他会在作品中从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去发掘人类身份的含义。
帕慕克
帕慕克强调，自己是一个小说家，虽然也关注文学理论的发展，但主要是从中学习写作。然后他介绍了土耳其的西化和文化冲突问题。他说，土耳其地处亚洲边缘，并未完全西化，因此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或东西文化冲突，而他的作品对此都有反映。土耳其的西化运动始于150年前，但不是由西方强加给土耳其的，而是土耳其人自发形成的。奥斯曼帝国跟西方的战争失利，开始从军事上模仿西方。西化运动从军事开始，继而在工程、医学等方面展开。由于土耳其的现代化同时伴随着世俗化过程，因此西化运动在土耳其国内受到一些人的抵制。土耳其人善于用文学的形式描写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探讨所造成的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
帕慕克从他的第三本著作《白色城堡》起，开始有意识地在作品中表现文化身份的冲突，也就是说传统和现代的冲突。帕慕克说，他虽然来自一个世俗的家庭，但从3岁开始阅读伊斯兰的著作，包括大量的苏菲神秘主义作品。他很关注伊斯兰传统，在小说中以寓言的形式来表现这种传统。虽然有人主张文学应该以平实简洁的方式来放映现实，但是他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他总是尝试用一些新的创作方式去表达传统和自己。虽然由于政治文化的原因，这样做会引起冲突，但他的著作还是被很多人阅读，也包括土耳其人。
关于身份认知和再现是非常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帕慕克认为，非西方国家大都关注国际上对自己的认同，以及如何再现、表现自己的问题。最后，他总结自己的观点：“从政治的角度定义文化，并把他强加于人民是不对的。当然民族身份问题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当我们看到在历史上世界各地的国家正在建构这样一种身份的时候，民族身份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对传统和现代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感到十分为难。过去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非常珍贵的财富，但我们不应对传统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感。我们具有自由的灵魂，应该有自由去选择自己的文化身份。对我来说，或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文化身份问题也是一个美学问题，在我的作品中我也曾经以很优美的方式去表达这样一种文化身份的问题，这是一件让人愉悦、让人幸福的事情。”
帕慕克回答了在座的中国作家和学者的提问。当王晓明问到关于面对西方，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所具有的耻辱感时，帕慕克说，这种耻辱感并非特指。对土耳其人来说，他们感觉自己身处西方之外，很多方面都有待提高。这里的耻辱是一种伦理关注，如对被人忽视、流离失所、贫穷、缺乏言论自由等的关注。所有这一切都跟民族身份有关。他觉得这种耻辱感在非西方国家、贫穷国家更加强烈，因为在这些国家，人民面临着被错误地再现、被错误地引导和被错误地领导等问题。
陆建德提出，我们不应该把“东方”和“西方”概念进行简单的对立。帕慕克对此非常赞同，认为虽然的确存在一个东方、一个西方，但我们之所以写作，是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外表看起来有多么不同，我们仍然能够互相理解、相互交流。
帕慕克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独立的民族，我们都是世界公民，并不存在纯粹的中国人、日本人或波斯人，因此无须对传统负有特别的道德上的责任感。
作家陈村和帕慕克就写作最佳时间和长时间伏案写作中的调节进行了轻松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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