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3天的“王蒙自传学术研讨会”6月8日在青岛中国海洋大学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名专家学称，王蒙自传是继茅盾自传之后真正意义上的自传，“他对于许多文坛和政坛人物的近距离的观察和描绘，以相互参照和印证的方式，写出了当代中国文学进程的一个侧影，功莫大焉。”
自传接续了
现代文学的理念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认为，王蒙自传是继茅盾自传之后真正意义上的自传，此前，胡适、陈独秀、郭沫若等人的自传是片断的，周作人的自传是作为学者的版本，夏衍的自传又显份量太轻。“王蒙自传是现代文学自传的充分延续，囊括了他到现在为止的所有经历，而且是在他体康笔健的时候完成的。王蒙自传用自己的实践接续了现代文学的理念。”郜元宝认为，很多作家写都市生活绘声绘色，可是写到自己往往交了白卷。
中国作家一般不爱写自传，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认为这与中国文学的传统有关，多数文人更愿意将诗文作为写作重点。“好的文学的标准是，在文学后面看到这个人，如果作品后面没有人，文学就是假的。”谢有顺表示“当代作家越来越习惯隐藏自己，使我们看到精致的作品却不易在作品中看到伟大的人格”。而王蒙的自传给年轻人留下了很多材料，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丧失“我喜欢”，王蒙说“我喜欢这个世界。我喜欢正常的一般的生活琐事。我喜欢的太多。我不喜欢的太少”。谢有顺表示，很多作家是反生活的，不爱这个世界，因而作品不是宽大的、带有暖意的。王蒙的心态决定了他如何回忆往事，如何对待往事。
自传写出了当代中国文学进程的侧影
作为当代中国的在场者，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弄潮儿和见证人，王蒙在梳理自己的生命历程和生命轨迹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时代的云烟，文坛的沉浮。他对于许多文坛和政坛人物的近距离的观察和描绘，以相互参照和印证的方式，写出了当代中国文学进程的一个侧影。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志忠认为，自传是最个人化的，如果只是时代的公文书写，自传就失去了意义。当然，对历史的追忆，总是有个人视点，也有回溯往事时有意无意的改写和偏移。在某些方面，心史有余，信史不足，坦诚有余，宽容不足。这些对于王蒙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在他的情感洋洋洒洒地铺排的时候，一个真性情的作家形象也跃然纸上。王蒙以温和的革命者的姿态，以建设性的方式对革命做一些调整和弥补，也是自传很大的贡献。
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表示，他对王蒙的关注，是因为王蒙有他的代表性。很少有人像王蒙有这样特殊的经历，接触面多、变化幅度大，这使自传有它宝贵的价值。其次，王蒙有真诚的态度，没有回避一些事情，包括他的亲人、他的父母亲，他把真实的情况写出来，提供给一般人作为镜子，从中得到借鉴、启示，这也是一种价值。
评论家认为王蒙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走势
《中华文学选刊》主编王干认为文学改变了王蒙的命运，王蒙则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走势。他因为文学卷入政治，坎坷一生，文学也成就了他的一生。他的创作带动、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创作，使过去呆板、一元的文学主题变得复杂化，尤其是他在语言上的贡献，恐怕是后来的作家难以企及的。
严家炎认为，王蒙作为有思想的作家，也可以说是思想家，他看待问题的视野比较宽阔，激烈的感情用事在他这里得到了避免，片面性、绝对化的东西很少。关于一些问题，比如人文精神的探讨，他的看法冷静、客观、全面。另外，他看问题不但智慧而且清晰。第四次文代会上提出作家写什么，怎么写，上面不应该横加干涉，赢得作家暴风雨般的掌声。但是王蒙认为不那么简单，他认为文艺和政治有关联，太简单太乐观容易失望。他的看法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
传主坦言：面对真相 感到孤独
尽管王蒙最不赞成用一两个词概括复杂的东西，但他还是用“真相”概括了他的三部自传。
在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王蒙这样总结自己的体会：“第一个问题是怎么面对真相，需要对历史负责的责任心，需要诚实，在这点上说，我把‘真相’放在无条件的地位。我需要诚实地面对真相，不管是父母、亲人还是已经被枪决的贪污犯，我都写出了我看到、想到的东西。和对于真相的责任相比，其它都是次要的，都可以牺牲。我不怕付出代价。我个人认为，真相不能塑造，只能勇敢面对。”但怎么叙述真相可以选择，有轻重的选择，有叙述方式的选择，也有策略的考虑，这种选择和个性、风格和叙述真相的责任有关。无论哪种叙述，都必须要使真相成为可能而不是成为不可能。
真相是一个人的真相还是公众的真相？这是王蒙所苦恼的。他认为，中国公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越是不知道真相越有一个坚决的判断，比如说诺奖，他们认为没评上就是作家没出息。他们越是不知道诺奖，越是坚决判断其为文学的光荣，文学的标准。接受真相有时是痛苦的。面对太多真相时，会感到某种孤独。王蒙说，真相很难让人接受，他在香港版的《我的自传》中写道：“你有没有勇气面对过真相？”但是香港的读者表现出不感兴趣，表示了冷淡和拒绝。
“究竟有没有简明的真相？”王蒙自问。他相信真理是朴素的，相信人活着就该活好，相信1+1=2，但是，“我发现简明对真相的认知是靠不住的。为什么我的书中排比口罗嗦？说着说着还没说完，说完这面没说那面，我是把两个相对谬的命题放在一块。”如此，真相是否还需要追究？“我告诉读者我所具有而他们没有的经历，比如我被打入另册的几年，和中央高级领导接触的几年，在边疆少数民族经历的几年，也有直接和瑞典科学院终身院士马悦然教授打交道的经验，我有时还判断不了，我们还可以共同追究。”
“吾心光明 亦复何言”
此次研讨会，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王蒙表示，有的发言引导他、对他做暗示，认为他应该写更多的痛苦、分裂、撕裂、抽搐、狞笑、更多的血泪。“我在《吾心光明亦复何言》一章中写过，快乐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有痛苦，整合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有分裂，超越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有障碍，通透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有层峦迭嶂。怎么办？我要用快乐回答恶意，用轻松回答歇斯底里。如果我一帆风顺，我的脸上会显出笑容，如果不太一帆风顺，我的脸上会显出更多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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