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达尔在影迷和电影专业工作者心目中，总是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他对传统电影语言革命性的颠覆和破坏，以及惊世骇俗的自由言论，尽管频频出现在世界大小媒体和专业
上世纪80年代，时任《美国电影》（American Film)的编辑彼得・毕斯肯德（Peter Biskind）曾想说服英国著名电影、电视文化学者作者，戈达尔研究专家柯林・麦凯布撰写一本戈达尔传记，但并没有引起柯林・麦凯布的兴趣。直到1999年，戈达尔亲笔写给柯林・麦凯布的一封信才使得他对书写一位“健在”的电影导演传记产生了信心。作者先后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影片，并对戈达尔进行了深入的访问，前后历经三年最终在2002年完成此书。
作为一部影人传记，《戈达尔：七十岁艺术家的肖像》采用一种混合视点的方式，以大量的一手资料详细地梳理了戈达尔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把戈达尔作为一名电影史上声名显赫的天才导演加以分析和批评，而且从家族史、文化影响、电影创作、政治倾向及个人轶事等五个方面来全面绘制他的肖像画。
让・吕克・戈达尔1930年12月3日生于巴黎，自幼置身于他父母所在的两大家族庞杂的关系网中。这两大家族同样信奉新教，使得新教主义在戈达尔童年时期就根深蒂固，他日后艺术的选择上也就固执地再现了加尔文主义的神学坚定性。戈达尔大学期间攻读人类学，随后涉猎广泛，经常活跃于电影俱乐部，并因此结识了当时的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朗格卢瓦，以及《电影手册》编辑部的巴赞、特吕弗等人，进入《电影手册》后，他以汉斯・卢卡斯为笔名发表影评。新浪潮时期，戈达尔由影评人身份转变为电影作者，拍出了对电影语言产生开创性影响的影片《精疲力尽》。法国导演彼埃尔・梅尔维尔对戈达尔称赞道：“新浪潮没有特定的风格可言。如果说新浪潮确实有某种风格，那就是戈达尔的风格。”
1968年的“五月风暴”后，戈达尔拍摄了一系列“武斗”题材的电影。预言式电影《中国姑娘》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寓意与美学观念之间的关系恰好暗合了他当时激进的电影活动。其后，戈达尔向新浪潮的并肩者们告别，放弃了传统的电影模式转而热衷于革命论的影像创作。他的第二任妻子安妮・维亚泽姆斯基以及创建“吉加・维尔托夫小组”的让―皮埃尔・戈兰对戈达尔的影响贯穿了他这一时期的始终。其后，戈达尔的创作风格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风貌。1989―1998年，他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电影史时期，以胶片形式撰写电影学论著，同时也是对他个人思想史的一次总结。他用布莱松在《电影艺术札记》中的名言“不要去改变，因为一切都在变化”作为他的电影生涯的注解。在几十年的电影创作中，戈达尔以他特立独行的电影语言不断地对电影进行着自己严肃的思考与变革。
戈达尔的电影革命首先是对电影语言的智慧运用，被影评人所津津乐道的戈达尔的“跳切”即是对传统电影叙事语言的破坏性颠覆；也极为形象地预示了1968年“五月风暴”法国政治思想及世界社会结构的动荡和分裂。他的电影叙事策略是，机智地与电影商业融合在一起，他所认为的女人身体作为商品交换价值，是一枝投向后现代社会的金枪，强烈震撼、分裂和冲击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禁锢思想；声音与影像的对立，则形象地揭示了社会表象与本质的分离，准确地用电影语言谱写了复杂的社会学诗篇；戈达尔的集大成之作《电影史》的影像叙事语言晦涩、丰富、个性独特，既有对法国古典知识学的哲学思考，又绽露出狂热的先锋精神；既是对电影历史的彻底挑战与革命，也是对人类历史的反思与写照！在超越影像的时间和空间中，戈达尔用世界影像历史素材书写了电影人类学的影像经典，对人类行为本身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重复、叠影、置换、颠倒、分离的影像和间离化的解说词，是对20世纪以来人类人格严重分裂的本质呈现和阐释。
在电影历史中，戈达尔似乎已成为法国电影的一个代名词。有人说，恰好他名字的法文发音与英文“上帝的艺术（God’s Art）”的法文发音完全一致。然而，在他制作的“上帝的电影”中，狂热的激情和冷酷并存、哲学的反思和迷茫发生着矛盾和冲突、人类学的反思充满着对立和分离，影像时空展现着后现代社会的忐忑不安和质变。
戈达尔的影像创作是以大众文化形式展开的，它将现代主义的自相矛盾之处展现得淋漓尽致，从一个侧面解读了欧洲现代主义的历史。曾任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的朗格卢瓦认为可以将整部电影史分为“戈达尔前”和“戈达尔后”，而这部423页的传记，则恰好承载了半部电影史的重量。
《戈达尔：七十岁艺术家的肖像》，[英]麦凯布著，韩玲、张晓丽、薛妍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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