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万，正在壮大的日语“托福”应考者
27岁的山西青年小谷像往常一样，在上早班去的公交车上见缝插针温习日语。手中的《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大家都习惯简称《标日》）已经陪
在北京庞大的上班族里，在上海、广州、大连、青岛这样的沿海城市，以及中西部的一些中小城市里，有成千上万小谷这样的青年。为了工作、择业、升学、赴日留学和打工，甚至只是出于个人兴趣，他们以不同方式在学习同一种外语…――日语。据统计，2007年参加日语“托福”考试――“日本语能力试验(JLPT)”的中国大陆考生有25万，占全球总数的50％以上。而每年中国日语自学者的人数应该在100万以上，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保持增长。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统计，截止到2007年底已经有两万多家日本企业在中国大陆投资或建厂。这些企业需要大批懂日语、熟悉日本文化和商务习惯的人才。此外，每年还有300~400万的日本游客赴大陆旅游，加上中国大陆企业、欧美企业等因为业务关系对日语人才的需求也在上涨。这种势头，随着2008年5月国家主席胡锦涛“暖春之旅”访问对中日关系的推进，还将出现新的飞跃。
学习日语，报考每年一次的JLPT等级考试，成为很多中国青年重要的人生选择。他们，因为共同选择日语而结缘。而《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又注定和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结缘。在中国的社会日语自学者中，80％以上的人都不约而同地选用《标日》作为自学教材，60％以上的业余日语学校和培训机构以《标日》为常规教学用书。在过去的二十年里（1988－2008年），《标日》累计发行700万套，读者数量突破一千万。
《标日》，应运而生的经典教材
正如《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它的诞生、成长与发展，一直与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交流这股大潮相生相伴。
1980年，中国封闭数十年的国门刚刚开启。日本光村图书出版株式会社的社长一行来华访问。这是日本国内一家中等规模的出版社，但是他们的国语教科书却拥有全日本70％的市场。对于久已陌生的中国大地，大多数日本出版社还在犹疑和观望，而光村却是踌躇满志、捷足先登。他们找到中国最大的教科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希望合作编写、出版中国中学日语教科书。就在双方初步达成合作意向时，1982年6月却发生了日本教科书歪曲侵华史实的“教科书事件”，两国关系出现裂痕，合作被迫中止。不想三年之后的1985年，光村再次郑重致函人教社，希望重续前缘。光村的执著令人感动，也表达了普通日本民众对于中日友好往来的坚定信念。但因中学日语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已接近尾声，故中方提议两社合编一套中国成人自学者适用的日语读本。经过反复磋商，光村于1985年12月由社长星野?带队专程来华签订了合作协议。1986年1月，日方召开第一次编辑会议，《标日》下笔启程了。
据人教社资深编审、《标日》项目的早期负责人张秉衡先生回忆，随着社会日语自学者的日益增多，为他们量身定做一套教材势在必行，所以人教社当时正在筹划日语自学读本的编写，而且认为应该聘请高水平的日本专家来承担主要的编写工作。鉴于光村社在日本语文教育出版方面的优势，更为其合作诚意所打动，人教社选择它作为了合作对象。事实证明，这是一次非常明智的选择。但也许合作双方当时都没有预料到，他们会创造如此畅销的一个图书品牌。1988年9月，《标日》初级及其配套录音制品完成编写、制作并上市。初次印制2万套很快售罄。两年之后的数万套《标日》中级，也迅速被市场所消化。而这，仅仅是《标日》20年畅销700多万套的开始。有读者评论，《标日》的普及程度，可以和英语自学领域中《新概念英语》相媲美。
用历史的眼光来回眸当时的中国，我们不难得出答案。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日关系的迅速发展，为《标日》的落地生根提供了肥厚的市场土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日双方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大量日本企业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中国大陆，沿海开放的各大城市广泛引进日本的资金、设备和技术，大批观光者、考察团来往于两国之间。随着国家留学制度的放宽，赴日本留学也成为许多青年人的梦想。同时，我国人事制度改革，也对干部的选拔、晋级、职称的评定有了一定的外语要求。现实种种，催生了一股巨大潮流：成人日语自学热。一时间，通过职大、电大、夜大和函授学校等组织的各类日语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大城市出现。一批看《地道战》《鸡毛信》长大，只会说“米西，米西”的中国青年，利用大量业余时间认真念起“あ（阿）……い（衣）……う（屋）……え（唉）……お（噢）……”。人教社日语室编审唐磊回忆，90年代初人教社在北京组织的《标日》面授班，每天傍晚七点，大批男女学员都是直接穿着工作服，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赶来听课、交流和求解疑惑，一直到九、十点钟才逐渐散去。她说，看到社会大众对日语有这样的学习热情，作为日语教育工作者感到十分欣慰。
仅从市场利益的角度来说，光村株式会社和人教社的合作尽管起步有些曲折，但最终却选择了一个理想的方向。《标日》的持续畅销基于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日语教育中，社会成人教育持续升温，日语自学者日渐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与之形成反差的却是普通中学日语教育的萎缩状态。据人教社日语室统计，目前全国普通中学学习日语的学生只有7万多人。作为一部图书，《标日》将读者群定位于社会大众自学者，是其20年辉煌历程的基点。
把准日语自学者的脉搏
上世纪80~90年代，市场上为大众学习编写、出版的日语教材并非只有《标日》一部。所谓机会和市场对所有人都是均等的。而《标日》之所以能一骑绝尘，是它准确地把住了日语自学者的脉搏，具备绝佳的定位意识和编写质量。
据张秉衡回忆，在人教社拟定的编写原则当中，对于读者的定位是“具备一定自学能力的社会成人”；而与中学日语教科书相比，该书要求更加注重培养实用的听说能力，打下初步的读写基础，掌握必要的语言知识和一定数量的词汇。日方出版社对于这些编写原则十分认同，并聘请了一些在华工作的日本教育专家参加编写工作，以借助这些了解中国人学习日语情况的学者来确保教材质量。在《标日》教材的实际编写过程中，编者们还有不少创造性的发挥。例如，日语中特有的“活用”现象是汉语没有的，《标日》对规范的日本学校语法术语做了变通，以一种普通成人初学者更易懂的方式进行解释说明。应该说，这些变通是更加务实的，充分考虑到特定读者群体的具体情况。
“零起点”原则，也使得《标日》对于大多数日语自学者具备号召力。和英语相比，日语在中国基础教育中的普及率极低。大多数自学者在拿起日语课本前，对这种语言几乎都是一片空白。《标日》的编写原则即是：让任何一个零起点的学习者都可以在完全自学的状况下，循序渐进地掌握自然优美的标准日语。事实证明在东部沿海大城市之外，的确有相当多的自学者是依靠顽强的毅力，凭借一套《标日》和几盒录音磁带，通过了JLPT大部分考试。即使在大城市中的众多日语培训机构，包括一些日籍教师进行对外日语教学时，也非常愿意采用这套教材进行教学。因为它的编排设计就是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而且其中丰富的语言材料也可以让教师们各取所需、裁剪自如。
学习外语要以一定的考试来检验能力和程度，日语也不例外。《标日》的出现让中国人备考“日本语能力试验(JLPT)”有章可循。JLPT是在日本及日本以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举行的类似于“托福（TOEFL）”考试的日语能力考试。它的海外考试的组织者――独立行政法人国际交流基金会以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是专门从事海外日语教育的机构。目前，通过该项考试获取的1－4级（1级为最高级）证书，成为全世界认可率最高的日语水平认证依据。上世纪80年代中期，JLPT刚刚在中国推行不久，《标日》的编著者就意识到它的巨大影响力。因此，《标日》在确定各册教学目标、语言能力程度、模拟试题的设计等方面都与JLPT相适应。它的初级对应着JLPT的4级和3级，而中级则对应着2级。这种有意识地衔接，加之教材本身的高质量，使得《标日》几乎成为了备考JLPT的专用教材。
由于《标日》对于非母语的日语学习者有着广泛的适应性，来自我国香港、台湾还有韩国等地的出版商，也陆续购买了《标日》的版权进行修改或翻译出版。
中日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一滴水
《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开创了中日合编日语教材的成功典范，是两国文化出版界的一项合作成果。20年来，它在中日两国多方力量的扶持下迅速成长，也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彰显着自己独特的价值。
作为合作伙伴，人教社和光村社对于彼此多年来的良好协作是弥足珍惜的。为了保证《标日》项目的成功，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日方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聘请了一批日本语学、汉学及日本语教育等方面的著名学者，他们确保了语言的纯正、地道和权威性。而中方编辑则根据中国人自学日语的特点，对重点语法和词语进行简明的讲解、分析、设计练习题目。两社还一直保持着频繁而有效的沟通，仅在旧版《标日》四年多的编写过程中，有关学习内容、教材体系、文字描述及程度适当等细节，就经过中日双方几十次编辑会议反复研讨。双方最终商定以《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为书名，也寓意深刻。“标准”二字表现了本书高质量语文水准的保证；“中日交流”则体现了对促进两国人民加深理解、友好交往的永恒追求。
20世纪80年代末，《标日》推出，中国日语自学界赞声一片。这很快引起了中日两国多方的关注。由于广大日语自学者的强烈要求，出版社考虑为《标日》教材配制全套的电视讲座。但制作技术力量和巨大的资金支出，又非中日出版社所能承担。中国中央电视台、日本国际教育情报中心等机构出于对中日文化交流的热忱，分别给予了技术和资金上的大力援助。1989年春，中央电视台社会教育部组建《标日》电视讲座摄制组赴日，与日方人员合作，拍摄了大量实景、会话，收集了丰富的素材，回国后完成讲解及后期制作。1989年10月，《标日》初级电视讲座在中央电视台开播，每周两次，共48讲。一直到90年代中后期，央视的初级《标日》讲座共播放了8次之多。随后制作播出的中级讲座也重播达到5次以上。电视、广播等现代传媒巨大的传播影响力，对社会大众的日语学习热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标日》也借助多次电视、广播讲座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迅速在全国日语教材中确立了自己不可动摇的“盟主”地位。
被读者广泛地使用和阅读，使《标日》自身也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媒介。很多自学日语多年的读者都有体会，学习《标日》的过程，不仅仅是提升理解和运用日语的能力，也是了解和熟悉日本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的确，《标日》的中日编著者熟谙语言和社会文化的血肉联系，在全套书中通过社会博览、阅读文、词语之窗等专栏形式，配合教学内容，面向中国自学者介绍大量的日本日常交际、社会风貌、气候和地理、住房交通、饮食习俗和文化体育等信息。
可举一例：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花见（赏花）”“花吹雪（飞雪似的落花）”等所说的“花”都是指“樱花”。樱花盛开时的绚丽风姿，使日本人感到春天的降临，情不自禁地喜上心头。另外，盛开的樱花随风纷飞而凋谢，这种“飞雪似的落花”景象，使许多日本人感到有种难以言表的风雅。……
在赏花景点，经常可以看到和同事、朋友一起痛饮美酒、细品佳肴的情景。在樱花树下铺上苫布，围坐成一圈，举办简单的宴会，可以说是日本春天的例行活动。……
（《赏樱花》，摘自新版《标日》初级下册，69页“专栏”）
作为新版《标日》的中方主编，唐磊理解，正如《标日》的书名所昭示的那样，它应该成为一个介绍和传播日本优秀文化的载体。只有广泛了解日本国民的思维习惯、风俗、礼仪和价值观念，才能扫除日语学习及交际中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种种障碍，以更加准确地掌握、运用日语。而且，只有基于对彼此文化的深刻理解，才能真正实现两国人民相互尊重和友好交流。无疑，《标日》流行中国民间的20年，架起了一座语言的桥梁，更为近千万的读者架起了一座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新新人类，你为什么选择《标日》
跨度二十年的《标日》之桥，已经承载过整整两代的日语学习者。翻检他们痴情日语，与《标日》结缘的情感之路，可以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改革开放初期，首先展示在国人面前的是中日之间巨大的经济差距。一种紧迫的落伍和追赶意识主导着整个社会。这时候的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意味着经济发达，技术和管理经验先进，刺激着人们了解和学习的欲望。因此，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日语自学者更多带有工作、升职、评职称或者留学日本等功利色彩。不可否认，直到今天，经济因素依然是大多数日语学习者的驱动力。因为随着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之一，中日之间的经济交往势必需要更多不同层次的日语人才。
但在被称为“80后”“90后”的个性张扬和时尚的新一代日语爱好者当中，异域文化的魅力却更为明显。日前，在对广州的一些日语培训学校进行调查时发现，学习者当中大约有25％~30％是中学生，他们利用周末和晚上前来学习日语。而在寒暑假时节，学生的报名量更是激增，是平时的3倍左右。而追问他们热衷学习日语的动机，则耐人寻味。这些90年代之后出生的孩子们，大都是（动）漫友、游戏迷。他们嫌看中文版本不过瘾，希望自己能看懂原版动漫书和电脑游戏，于是便主动报名学习日语，先睹为快。还有一些喜欢日本影视剧和流行音乐的中学生也利用课余时间学习日语。对于这些被称为“新新人类”的孩子来说，日语更像是通往另一种文化的神秘隧道。
在人教社举行的“我和《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的故事”征文中，可以发现在《标日》的读者群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上大学时，网上正在流行一部催人泪下青春人气的日本连续剧《东京爱情故事》。这个连续剧不是很长，只有十一集。但是，我反复看了五六遍。从那时开始，我就喜欢上了日语。我喜欢那韵律优美的日本东京口音。”
“我9岁时因为一部日本动漫而彻底的爱上了动漫，从此便开始了我的漫画生涯。与那颗喜爱画漫画的心一样，从9岁那年起，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一个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国家――日本，便真正闯进了我的心房。”
“大一下学期，学校网站上突然贴出了日语辅修的通知。我因从前看过一部叫做《东京爱情故事》的日剧，剧中有个女孩叫赤名莉香，她大大的明亮笑眼深深地感染了我，让我多年之后仍然记着。于是就开始了我学习日语的路程。”
不难发现，近十年来风靡中国大陆的日本电视剧、动漫、网络游戏、流行音乐等文化产品，又在不经意间种下了一片“扶桑情结”，隔海相望的日本和那里的风土人情让新一代中国青少年们神往。由此，他们产生了学习日语的冲动；由此，他们捧起了黄灿灿的《标日》，如同他们的父辈。
踏上中日文化交流的暖春之旅
2002年，中日双方出版社对《标日》着手大规模修订。2005年新版《标日》初级面世，2008年新版《标日》中级推出，《标日》高级的编写也在酝酿和筹划之中。
一个蓬勃延续了20年的常青品牌，又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呈现给喜爱它的读者。世界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交流在不断深入，越来越年轻的读者口味在变化……，《标日》需要随着时代常新。
在今年5月份结束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本的“暖春之旅”友好访问中，两国政府达成这样的一致意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有利于巩固中日世代友好与合作的基础。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标日》的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无疑是未来中日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先锋队。《标日》需要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
2008年，《标日》步入20岁的青春年华。2008年，《标日》和它的读者一起踏上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暖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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