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尚未足百年，就曾经出现过一个总结、回顾百年中国文学创作历程的小小的热潮，坊间出现了“中国百年文学经典”、“百年百种中国优秀文学图书”之类的诸多选本。
在百年中国文学选本热早已消歇，甚至已被遗忘的时候，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林贤治、肖建国先生主编的6卷本《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1907―2007）》，包括小说三卷（《故乡》、《边城》、《黄金时代》），散文两卷（《哀歌》、《广场上的白头巾》），诗歌一卷（《旷野》）。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百年”中国文学选集丛书，而且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新选本。
翻开书就会发现，别的选本一般都会入选的一些“当红”作家及其作品，在这个选本中是见不到的，而别的选本根本没有入选、甚至没有进入一般文学史家的视野的作家及其作品，如苇岸、一平、筱敏等，却被编辑进来。入选的缘由，编选者在每位入选作家及其作品之前的评介性文字之中，都做了简洁明了的阐述。对于有些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作家，如萧红，编选者也提出了别具只眼的见解。这种大胆的思路和选法，很可能会引起异议，人们当然可以对此有所保留，或者提出批评，但编选者角度、眼光和理念的别出心裁与独具一格，却是足以引发思考、给人启迪的。
毫无疑问，书名《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是编选者鲜明的文化、文学态度的一个突出表达，书前的《导言》更是编选者对此态度及编选视角和理念的一个集中阐释。以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为着眼点，以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为线索，来编选一套百年中国文学丛书，此前似乎无人做过。林、肖两位编者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编法呢？
众所周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开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文学革命运动，又是一场文化反叛运动、精神解放运动、价值重估运动和个性觉醒运动。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由此拉开了序幕，民主、科学、自由、个性、人权、平等、博爱等等来自异邦的“新声”，传入了我们这个日渐“沉沦”的古国，中国文学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现代文化精神，散发出刚健清新的美的气息，并诞生了伟大的文学巨人鲁迅。
早在1907年，鲁迅就痛感于中国文化精神的萎靡锢蔽、中国文学的萧索荒落。他认为，“诗人者，撄人心者也。”而“中国之治”的理想，却在“不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为了使“沙聚之邦”转为“人国”，他属意于“国民精神之发扬”，主张“立人”，强调“尊个性而张精神”，亟盼出现“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抗俗”的“精神界之战士”，和“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盼望他们能够发出“沉痛著大之声”，以唤醒在“铁屋子”里昏睡直至死灭的国人。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可以说，十年之后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先驱者鲁迅这一激越呼唤的遥远回声。
然而不久，澎湃的新文化运动大潮退去，新文学的阵营发生了分化，社会潮流为之一变，新文学的奠基者鲁迅，落得个“荷戟独彷徨”的境地。激荡的30年代，鲁迅即清醒地意识到并指出：“五四失精神。”到后来，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救亡甚至取代启蒙，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和功利化，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文艺为政治服务，“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三突出”的创作原则……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有如涌入沙漠的清泉，渐渐流失、渗漏，以致于干涸、断流。待到十年“文革”结束，只剩下了一片疮痍满目的文学荒原。
在经历了政治的规训、桎梏和压制之后，又遭到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腐蚀和冲击，文学再度陷入危机。许多名噪一时的作家，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和真诚，其作品中，也很少能看到真正的文学性所不可或缺的自由感、个人性和悲剧感。《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这套丛书，无疑是对这种令人忧虑的文学现实的反拨和针砭。编者热烈的爱憎和明确的精神指向，既表现在对于作家作品所做的择选和淘汰上，也体现于《导言》以及每个作家及其作品之前的评介性文字里。这些文字虽短，但都力求扼要地概括这一作家及其作品的精神特征及主要思想艺术倾向。
中国现代文学在走过了一百年之后，已经步入21世纪。林、肖两位编者通过此书的编选，明确地提出了“精神还乡”这一新世纪中国文学无法回避的课题。所谓“精神还乡”，就是要继承和复兴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为人生”的直面现实的伟大传统，使我们的文学成为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的文学，成为能够提升和凝聚我们的民族精神，并为公民个人提供精神动力的文学，成为真正参与中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崇高事业，体现中华民族文化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文学，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自由的和美的象征。
初夏之夜的灯下，翻看着《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使我想起了鲁迅说过的一句话：“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
《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1907―2007）》（6卷），林贤治、肖建国主编，花城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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