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我出生在成都一个工人家庭。
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打击侵略者》，一部打仗的电影，讲的是抗美援朝，好看啊!可以说，当时“文革”放映的所有电影我都看过。
后来放《闪闪的红星》的时候
我爸只是笑笑，觉得是天方夜谭的事情。
在我后来演了《红楼梦》之后，还有人这样对我说：“哎呀，著名演员来了……”我听了这话很高兴，可接下来的话就气死我，“你的潘冬子演得真好!”
我产生去做演员的念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但要做一个演员，以我的家庭出身来说，又是可望不可即甚至渺茫的，不知道怎么才能走上演员这条道路。
演员就是银幕上、画报上、报纸上的人，是抬头才能看见的；低下头就是自己的路。那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去另外一个地方“朝拜”这些演员，那就是春熙路。
春熙路离我家很近，春熙路上有个工艺品商店，一楼的柜台里面有石膏做的潘冬子塑像，雪白一片，冬子戴着八角帽。
去了那个商店就会看上半天，站着看够了就蹲下继续盯着，柜台的玻璃就像镜子一样清楚照出我的样子：自己真的和冬子很像!
只是看还不够，就要妈妈给我买一个。
妈妈舍不得，因为太贵了，石膏像定价四元五角。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花这么大一笔数目的钱买一个只能看不能吃的东西，是一种奢侈和浪费。闹了半天，我妈也没给我买。
骑着自行车到处玩耍是我们那时的最大乐趣，也是第一位的；读书对于我们来说是次要的。
特别羡慕、特别佩服我们班的班长周建，因为他是少年宫故事队的队员；他可以经常不上课到刚成立的革命大院讲故事，风光不说，还总是被人夸。
羡慕、佩服他，就会巴结他，在学校就像一个影子一样整天跟着他，拿现在流行的话就是给班长做马仔，想跟着他学讲故事，那样的话我也可以去东城区少年宫了。
真的是我给班长周建当马仔当得好，周建很义气地对我说：“我教你讲故事。”
感觉找到了，周建就带着我去了少年宫故事队，讲给故事队的老师听。老师一听，不错，说：“你到故事队来吧!”
高兴啊，真的成了少年宫的一员了。
终于有次我可以登台了，讲的是革命故事《赔茶壶》，就是讲解放军打破了大娘的茶壶，要赔给大娘的故事。我把军民鱼水情讲得声情并茂，把听故事的人感动得哗哗的。
从这个故事开始，我就成为故事队的正式队员了，随着故事队步行到各个学校讲故事；哪里成立了革命大院，我们就去新成立的革命大院讲故事。
也因为这个故事我讲得好，照片登上了《成都日报》。照片里我就是小小的、圆圆的那种，还是因为人家觉得我长得乖，所以登了这么一张小照片。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照片登上报纸，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拿着那张报纸，我看不够啊，就是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这还不算什么，电视台还来给我录像了，这个故事在电视台播出了。遗憾的是，那时电视机不普及，没有多少人可以看到；我父母和妹妹都没有看到我在电视里风光的样子。
电影《春潮急》的导演殷向霖伯伯就是看了我在电视上讲的《赔茶壶》的故事后，决定让我扮演女主角的孩子。他先是到了我就读的纱帽街小学，找到我的音乐老师罗老师，说是准备让我去拍电影。
导演还是让我讲故事，我讲的仍旧是《赔茶壶》的故事。后来他们要我表演一些其他的东西，我就学着打仗电影里面英雄们的样子，把手做成枪，嘴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我爸吓了一跳，以为我在玩，赶紧阻止我。
导演向霖伯伯说：“没有关系，让他自己继续发挥!”
试完镜没有几天，剧组就通知我，去云南拍《春潮急》。
《春潮急》我演得还不错，接着向霖伯伯拍《冰山雪莲》的时候，又要我演了一个藏族孩子。
在两年的时间中，我演了两部电影。
现在回头看我扮演的那两个角色，觉得完全不像：我是一张娃娃脸，胖乎乎的，农村孩子和农奴的孩子怎么可能长成我那样?但那时电影对可爱孩子的定位就是那种像小苹果的脸。
在《春潮急》摄制组，我认识了张可一叔叔，张叔叔告诉我，一定要把文化学好，一定要多看书。拍完电影《冰山雪莲》不久，毛主席逝世周年，成都市川剧团排演现代川剧《蝶恋花》，需要一个演毛岸英的小孩子，他们很自然就想到我。
《蝶恋花》这个戏很火，演得一发不可收拾。团里的领导就想把我招进川剧团做学员，就把教育局和劳动局的领导请来看戏，就是希望他们同意把我和韩超特招进剧团。
进入剧团我当然愿意，我爸坚决不同意我进剧团，要我继续上学。为了达到进入剧团的目的，我开始放肆地在学校打架、逃课、不做作业、回家装病、绝食、故意失眠不睡觉，折腾了一个多星期，把我爸闹得头疼了，说：“我依(服)了你哈!”这样，我成为成都市川剧团的随团学员，就工作了。
把工资交回家里，是有出息的一个标志。
第一次拿到的工资是6元钱，我把工资交给我爸，把我爸高兴得不得了，让我去红星路口一家老牌的牛肉馆买了一碗牛肉汤，五毛钱。那汤很浓，有很多牛肉，买回家再加一点蔬菜，香得不行。至今，我还喜欢喝牛肉汤。
本文摘自《记忆红楼》,欧阳奋强著,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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