缀合记忆的碎片

奥尔罕・帕慕克：

1952年6月生于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当代著名小说家。早期作品有《塞夫得特和他的儿子们》、《寂

从特拉维夫回京48小时后，我便临时受命，参与接待所里邀请来的客人、2006年诺奖得主帕慕克及2006年布克奖得主基兰・德塞，主要承担中国作家协会铁凝主席和莫言老师宴请帕慕克一行时的翻译工作，并陪同帕慕克等人南行。

尽管在准备帕慕克作品研讨会发言时，我就仔细阅读了帕慕克六部作品的中译本；但据陪同过他的同事说，这位土耳其来的客人酷爱询问中国绘画问题，大到南北画派，小到线条留白，穷追猛打，时常让不是搞绘画出身的中国学者捉襟见肘；他们还告诫我，“你一定要热情，要主动”，“你说话时要注意，他不喜欢人们用命令的口吻说话”，“他不喜欢……”而在社科院的研讨会上，我也亲眼看到了他撇开各位发言人、直奔王府井的“率性”一面。更何况，自己刚刚访以归来，生理时差和心理落差都还没有调试好，脑海里的希伯来文词汇蹦来蹦去，要是碰上个以色列作家倒也方便了。凡此种种，令我似乎一下失去了自信，有点尚未出场便已经落马的感觉。

穆宏燕、许金龙等负责接待日程的同事为让我熟悉帕慕克，安排了我陪他去雍和宫。路上，德塞问我所学的专业，“希伯来文学”，我想他们会觉得怪怪的，但也不便过多解释。我主动和德塞攀谈，谈国内对德塞母女的认知，帕慕克对德塞说，“你瞧，你现在成了东方人了”。德塞说要去官园市场，我说我尽管是北京出生的，但从未去过官园，帕慕克大笑，说太好了，那你就陪我们一起去吧。我说既然你喜欢绘画，去官园还不如去琉璃厂呢，帕慕克问了一下琉璃厂的情况，说想想再说。说实话，这样投石问路的交流让我觉得有些累，我不禁想起了奥兹，如果今天是奥兹坐在车的后排，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到了雍和宫，帕慕克先买了一顶棒球帽，我问，你要砍价吗？他说我是土耳其人，当然要砍价，接着露出久违的笑脸。之后，他又在雍和宫门口刻了两枚图章，讨了个还算满意的价钱，随即兴冲冲地冲进雍和宫。拿着相机一路自拍，大有把众人甩在一边的架势，不时地把德塞叫到身边说些私密话：“我真高兴你记住了我对你说过的话呢！”他对德塞说，接着朝我做做鬼脸，我不禁放慢了脚步，多给他们留些私人空间吧。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向帕慕克讲起去年曾陪奥兹来到雍和宫，他说：“我听说奥兹来社科院了，格罗斯曼来过吗？我喜欢他们两个，我很难过格罗斯曼的儿子死在了黎巴嫩。”接着又问：“奥兹听说我来中国，说什么了？”德塞讲起她曾经在某次活动中看到过奥兹和戈迪默在一起，奥兹非常有魅力。当听我说到在阅读《伊斯坦布尔》经常会联想起奥兹的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时，帕慕克则顽皮，或者说狡黠地一笑，“可是我的书出版得早！”而事实上，奥兹《爱与黑暗的故事》最初发表于2002年，2004年便已经翻译成了英文，而《伊斯坦布尔》首版于2003年，2005年翻译成了英文，两部作品相继在德国获奖。帕慕克大概没有发现自己的漏洞，但不管怎样，作家之间的这种惺惺相惜还是让人感到欣慰。

其实，对帕慕克有所了解的人应该能够感觉得出，帕慕克在同中国作家的交流时兴味盎然，情绪也很好。在参加铁凝主席的宴请之前，他私下里打听铁凝主席的经历，写过哪些作品，都有哪些人赴宴，等等。而一向不太喜欢与许多人一起聚餐的帕慕克，在听说余华、格非、徐小彬、刘庆邦、李敬泽等作家、评论家和作协外联部等负责人员均会在场后竟然表示，“人还不算多”。在铁凝主席的晚宴上，他连珠炮似地发问：作家协会主席如何选定的，任期多久，中国作家拿多少版税，如何处理侵权问题，甚至几次打断翻译，说这个问题到此为止，他要问特想知道的事情，如中国大学生为什么对他的作品感兴趣，等等。对于为什么他和拉什迪等作家在描写地域文明时喜欢把西方历史作为参照等颇为犀利的发问，他则回答中国和土耳其作家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可能西方人对我们写的东西不感兴趣。而字里行间隐含着的东西则需要听者进一步揣摩了。对于他对中国绘画传统不甚熟谙的评价，他也没有表现出愠怒，说所以才到中国来补课。听到大学生对他作品感兴趣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于他获得了诺奖之后，他笑而置之。对于如何评价日本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发问，他的话语亦庄亦谐。当被问及是否对波斯细密画感兴趣时，他竟出人意料地说不。尤其当听到铁凝主席讲述的和大江交往的趣事时，他大笑不止。说实话，那时的帕慕克很本真，很可爱。

当铁凝主席问他第二天是不是去杭州时，他竟然笑而答曰是，根本不是事实，我只能先翻译后纠正。帕慕克说他知道自己说错了，坦言与中国作家度过了一个非常值得留恋的美好夜晚，大家一起喝酒，犯一些愚蠢的错误，但并不觉得不好意思。回酒店的路上，帕慕克仍然意犹未尽：“和作家们相处让我们觉得很自在，因为他们是作家，喝酒，聊天，无拘无束。”接着，便激动地大喊，“明天就要见到我从十岁起就想去的长城了，我太高兴了”。而那时的我，竟然只想用希伯来语向他道晚安。

帕慕克来华之前在日本见过了大江先生，受到大江先生的感染，帕慕克对中国作家莫言显得格外敬重，发誓说回去后好好拜读莫言的作品。询问莫言在日常生活里，什么令之感到快乐？什么让他感到困扰？出版社和作家对新书的期待与运作方式？中国有无图书排行榜？并对文学想象与文学观察、创作技巧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而莫言一句，作家与作家应该相互理解，在读过帕慕克的作品后，所有的问题都找到了答案，则让帕慕克仿佛遇到了知音，连称这个评价很好。莫言开玩笑说以后只邀请德塞一个人来中国，帕慕克则笑着回答，“下一次我做她的陪同，她接受采访，我去博物馆”。

访问坐落在绍兴古镇的鲁迅故里也是令帕慕克和基兰・德塞神往的一件事。帕慕克从20世纪70年代就读过土耳其版的鲁迅作品。德塞虽然到中国后才听说鲁迅，但趁帕慕克参加签售时，让我陪她到西单图书大厦负一层购买了一本英文版的鲁迅作品选集，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接着和我讨论起《伤逝》，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令德塞这位具有东方美的女子感叹。在绍兴，因为有外文所陈众议所长坐镇，绍兴文理学院自己又配备了翻译，我就甘愿退居二线了。但帕慕克指着他手中的两本鲁迅作品，说不愿意拿，我欣欣然把书接在了手中，成了他的马弁，偶尔客串翻译几句。绍兴的传统与风韵确实令帕慕克流连忘返，不住地嘟囔看东西的时间太短。在鲁迅故居，他把那本已经落页的土耳其版鲁迅作品赠给了鲁迅博物馆，并执意去看没有公开开放的、鲁迅前妻朱安的卧室。在兰亭，帕慕克又在玩自拍，有时甚至让众人散去，只留他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拍照。看到众人因陪他游兰亭周身被雨水打湿，他则动了恻隐之心，说了句对不起。从兰亭前往文理学院的路上，帕慕克在奇巧雅致的小桥流水间发现了一条似有污染的细流，竟执意让司机掉转车头，下车拍照。如果把中国比作人体，那么帕慕克对于中国的关注，不止于肌理，还有其盲肠。而绍兴文理学院熙熙攘攘的学生听众更是让他陶醉，整个晚上都很兴奋，看得出他对这次演讲很重视，甚至问我要不要穿西装出席。

本想帕慕克到了素有天堂之名的杭州，也会“乐不思蜀”。他曾经在飞往杭州的路上要求参观杭州的医学博物馆，还说要把这家博物馆写进他的新作。但不料，一到了灵隐寺就有些不耐烦，尤其看到闻风而来的记者后，脸上由晴转阴，德塞也开始抱怨他们看了太多的寺庙，他们在上海的时间太短了，等等。但显然所有的安排都是写入日程的，这种变化无常的个性让人感到非常突兀与不解，好在陆建德副所长这个老杭州亲自上阵，身兼地陪、导游和翻译数职，让帕慕克一时曾惊诧于杭州的绿。但西子湖的秀色没有留住帕慕克的脚步，最后，他决定提前离开杭州。

从杭州赶往上海的路上，帕慕克说在他所有取消的活动中，未能参观杭州的医学博物馆最令他感到遗憾，也许其中露有几分悔意。他和德塞都谈了自己的苦衷，对宴请、签名、合影等事情表示不得已，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文化差异吧。帕慕克让我转告大家，中国对他们犹如天堂，他们非常喜欢到中国旅行，在中国过得非常愉快。到上海后，帕慕克除参加了文景的图书签售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座谈会两个活动外，白天一直呆在上海博物馆和书店，晚上携德塞领略不夜城的美景。

而在上海浦东机场，帕慕克拥抱陆建德副所长的情景，又让我联想到了去年秋季来访的奥兹夫妇，以及和奥兹夫妇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个性与率性，也许是许多作家都具有的性格；但宽容与淡定，则不是每位优秀作家都能达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