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土耳其作家的荣耀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土耳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于5月21日-31日访华。除北京之外，帕慕克还走访了上海、杭州、绍兴等地，参加了一系列活动。在充分展示其才华的同时，帕慕克的率性而为也让陪同者瞠目。本版的两位作者既是专

当然，所谓解读，有时也不过是勉为其难的一种认知，而任何人和事，远比我们所能了解的丰富和复杂。

首先要交待的是文章篇名受到了法国电影《父亲的荣耀》的启发。

在帕慕克心中，世界公民代表了最高的境界。不过，来自美国或英国法国的作家不大会在意自己是否表现出世界主义的胸襟，是否超越了地方文化的局限，或许对世界公民身份的渴望本身特别容易产自非欧美国家。我认为帕慕克的好恶和思维模式带有比较明显的地域特征，在读其书知其人之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当然，称他为一位土耳其作家，是对他以及他的祖国表示深深的敬意。

画册与普世价值

帕慕克写书，也喜好藏书。据他自己在社科院举行的作品研讨会（5月23日）上说，他的图书多达一万五六千册，其中不少是艺术门类的书籍。

5月30日下午，他在上海书城参加签书义卖活动后，又到书店的艺术类部门逗留了不少时间。同事告诉我，帕慕克几天前在参观故宫博物院时对中国传统绘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30日上午又去了上海博物馆，很是兴奋。“我还想看看有没有适合放在茶几上的画册。”他在上海书城对我说。

“八大山人”，“四王”，这些称谓他好像都知道。林风眠的生平他倒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对林的油画创作他的评语脱口而出：“中西结合。”大概类似的表述他已经听得太多，这次来个先发制人。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彻底抛弃了“继承、发扬传统”之类的话语，不东不西或东西调和是世俗领袖的梦魇，非此即彼的选择才合乎正道，而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在各方面取法欧洲。于是我们用于称赞的“中西结合”从帕慕克嘴里出来(像背书一样)却可能是暗含贬意的。我向他推荐清朝意大利裔宫廷画家郎世宁作品集，他已经浏览过了，提不起兴致。也许这位米兰耶稣会教士的折中妥协的画法是最没出息的艺术“磕头”？帕慕克眼里的好奇蒙上了一层疲惫，我想用吴昌硕和潘天寿来给他一点刺激，只见他草草翻过画册，嘴里嘟哝着：“都差不多。”要是告诉他这两位中国画家的代表作在拍卖会上的价钱，那将是不大礼貌的行为。

我突然意识到，没有较高程度的“前知识”，欣赏国画大师的线条与色彩的神韵大概是很难的。换句话说，国画名作的价值是一个特定的文化建构出来的，不具普遍性，并非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指而可识，一目了然。这道理应该也适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即使是威尼斯画派注重逼真性的作品，也不是任何人都会像“姨父”（《我的名字叫红》中的人物）那样佩服得不留余地。我认识的一位安徽小时工并不以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就是美的化身，这和帕慕克看待吴昌硕、潘天寿的方式可有一比。以往，那位小时工来打扫卫生时我会播放一些歌剧选段，以减轻各种杂音的干扰，现在我不敢了。有一次她感到忍无可忍，终于开口：“这东西听了像鬼叫，怎么关掉？”我在吃惊之余倒也受到了一些启发：原来西洋歌剧的动听也只是相对而言。既然如此，威尼斯画派也必定承受不了帕慕克欲赋予它的不言自明的普世价值。

但是帕慕克依然惦记着书店和画册。5月31日下午4点，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的座谈会已经结束，飞机要到晚上8点半起飞，正好利用这点时间继续逛逛扩大了无数倍的“十里洋场”。帕慕克想再到福州路的书店看看，然后去浦东观赏摩天大楼，隔江眺望浦西景色。黄浦区和陆家嘴，鱼和熊掌最好兼得。我和两位朋友直接到浦东滨江大道选定观光点，结果在“上海码头”沿江的桌旁坐了下来，帕慕克则由上外老师陪同先去购书。

帕慕克出现在“上海码头”时脸上挂着一丝阴郁，西下的太阳给他留下了长长的影子。使他遗憾的是书店之行太匆忙。原来以为他会在高楼林立的地方拍很多照片，毕竟现在的陆家嘴已经不会输给曼哈顿了。不料他那只已经很有名气的数码相机居然没有现身。高大的帕慕克拎着他的公文包踽踽而行，若有所失。他在意大利绘画和细密画背后读出了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中国画又是何种主义或意识形态的产物？现世主义还是唯美主义？希望他没有拿这类问题折磨自己。

告别帕慕克

从滨江大道到浦东机场一路顺利。帕慕克乘中国民航和土耳其航空公司“代码共享”的航班经北京回伊斯坦布尔。他在排队等候办理商务舱登机手续的时候，前面一位先生辨认出他来，与他用土耳其语交谈了几句。接着那人转向身旁几位同伴，听得出他是在告诉他们这位高个子同胞的来历，“诺贝尔”是我唯一勉强分辨得清的词汇。那些土耳其人微笑着仰视帕慕克，笑得腼腆而憨厚。我们要赶回京的航班，不得不在帕慕克办完登机手续前与他告别。拥抱之后他让我们放心，然后用英文说：“我有一批土耳其警察伴送我回去呢。”

那几位乘客没穿制服，假如其他人如此说，我们就会相信他们是穿便装的警察，正巧与一位伟大作家同机回国。帕慕克说出这句话来，恐怕就不能简单地以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他的用心还真费猜详。帕慕克曾在小说《雪》中写道，在德国申请政治避难的主人公卡是不问政治的，他本人也是理所当然地不问政治的吧。可是这句话却可能是政治的，它要求听者对帕慕克在国内受到的（无端）指责作出评价。

在访华期间，帕慕克（有时在记者有意的询问下）数次讲到他在土耳其遇到的政治上的“麻烦”，并且颇为骄傲地告诉听众，那些“麻烦”能够成为“国际传媒的头条”，因而国内保守、极端的势力不敢动作。一旦联想到这样的背景，听者就可能把那句话理解成玩笑。不过跟随他笑也不容易：他究竟是表现他的幽默，还是情绪不佳？“警察伴送”是不是提醒我们已经熟悉的关于他受到迫害的话题？假如那几位乘客根本不是警察，这样的称呼对他们（以及政府）公平吗？

帕慕克一再表示自己是个重视个人权利的自由派（Libertarian），想做一个“世界公民”，怀疑任何高于个人的集体范畴如民族与国家，但是他在社会交往中却往往用集体的指称来界定个人，有时候这种界定还带有他自己不一定意识到的傲慢与偏见。

帕慕克是天才，天才经常是孤独的。在他带有自传性质的《伊斯坦布尔》一书中，读者难以找到帕慕克成长过程中与同学、邻居和朋友的深层次交往。他生来有福，用一句英国谚语来说就是“生下来嘴里就含着银匙子”（典出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哥尔德斯密斯的《世界公民》），家庭成员高度西化，与普通土耳其人的接触相当有限。年幼时结识润土们的经验何尝不是可贵的人生财富。在这一点上，他的经历与萨义德早年在阿拉伯社会的生活出奇地相似。帕慕克有着常见于卢梭《忏悔录》的大胆，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的优越。他说，到小学（十分昂贵的私立学校）后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白了有些人是白痴，第二件则是有些人比白痴更糟。（116页）他甚至写道：“每当有人因为懒惰、没教养、愚蠢或蛮横而遭受惩罚时，我便忍不住觉得愉快。”（119页）这种直率也很可爱，只不过它可能是“没教养、愚蠢或蛮横”的变种，这可以从下面两件“小事”得到印证。

有一天，帕慕克的父亲带回家一位保姆，她长得胖胖的，总是面带笑容。新保姆立即受到帕慕克和他哥哥的无声抵制。原因说来几乎难以相信：

她是土耳其人，这使我们大失所望，待她从不友善。我们知道的保姆多是信奉新教的德国人，而这位保姆对我们来说毫无威信。（77页）

这位保姆个人的品行性格如何并不重要，她的“土耳其人”身份决定了她在两位公子心目中的地位。

另一位老女仆的地位更低，她总算有个名字，叫哈妮姆，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她每天都按时祈祷，虽然丝毫不影响她的工作和帕慕克一家的生活，却躲不过少年帕慕克不依不饶的骚扰和羞辱。她轻轻的祈祷声被比喻为苍蝇四脚朝天掉在地上后翅膀嗡嗡的拍响。帕慕克仿佛是尾随她的影子，一到她在某个角落跪下来，不仅要向母亲汇报，还要故意触犯她的禁忌――拉扯她的头巾。（171页）哈妮姆默默忍受，我行我素。

现在的帕慕克为当年诸如此类的行为感到羞耻吗？或许，一位不受庸俗“同情心”拖累的天才作家更值得尊敬？主张“自我实现”、“自我形塑”和“个人选择”的自由派人士能否尊重宗教信仰和“土耳其人”？如果只能容忍在生活方式、思想感情上与自己相近的人，那么宽容与狭隘专制的差别又何在？对本国人的歧视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要作心理分析的话倒是有点精彩的。同情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历史上的不幸遭遇与利用他们的苦难丑化土耳其人在本质上是两回事。帕慕克称同机乘客为“土耳其警察”，传达了巧妙复杂的涵义，大家不妨自己去体会吧。

“你爱细密画吗？”

《我的名字叫红》中译本问世后引起读书界广泛关注，不久前世纪文景又出版了该小说精装插图版，帕慕克无意间成了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细密画传统的宣扬者。很多中国读者认为小说作者研究了细密画的缘起和发展，必然热爱这一形式的艺术，而专制、暴烈的奥斯曼大师也成了正面人物。帕慕克本来有意借助细密画的消亡来批判、颠覆细密画背后的神本主义，但是小说一旦印行就不再专属于作者本人，被误读则是作者必须接受的命运。最有趣的是有人居然以为帕慕克是伊斯兰教教徒。作家一般都擅长外交辞令，他们看得起读者的智力和道德敏感性，不愿对自己作品中隐含的揄扬和贬斥作笨重的解释，要是面对不大知趣的追问，宁肯施放烟幕弹来遮掩自己可能存在的意图。然而在访问中国期间，帕慕克却顾不上外交辞令，让一些采访者失望。当他被问及是否喜爱细密画时，他直截了当地给了否定的回答。

对帕慕克的误解主要来自对小说多声部叙述的忽略。据笔者了解，有些读者十分容易与作品中的“我”产生认同，对“我”究竟是谁不大在意。对细密画最热烈的赞美来自奥斯曼大师，这位与奥斯曼帝国同名的宫廷画坊总监是最得不到作者同情的人物，他甚至有恋童的恶癖。赞美之辞出自他之口就变成了作者负面的评价。另一位被细密画之美征服的人物是谢库瑞，但是她在与“黑”结婚后自我意识渐渐增强，追求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也更加积极。在此过程中她的审美观随之大大改变。小说结尾处她希望得到两张画。一张能反映她真正的美丽容貌，另一张描绘的是母子“幸福之画”：她在哺育幼子奥尔罕，她的眼睛则是看着年岁略大的谢夫盖。前者使读者联想到乔尔乔涅的《劳拉》和提香的《福罗拉》，两人都是威尼斯画家；至于“幸福之画”，我们眼前浮现的是基督教艺术传统中的圣母慈爱画：玛利亚怀抱耶稣，膝旁是施洗者约翰。这一题材在文艺复兴时期非常流行，浏览一下拉斐尔的作品即可得到证明。

“黑”在翻看细密画时时常流露出居高临下的态度，他对整个宫廷画坊的描写十分阴暗。他会同意小说叙事者之一“马”的结论：细密画家实在没什么可以值得骄傲。

“姨父”既是细密画家，又是帝国绘画工程的组织者。他要彻底威尼斯化的决心给他招来杀身之祸。这位改革家看不到文化融合与互补的可能，请看他如此绝对地将威尼斯大师的作品与细密画对立起来：

　　眼睛不再是一模一样的圆孔，而是必须像我们自己的眼睛，像一面镜子那样反射光芒，会像一口深井那样吸收光线。嘴唇不再是平板如纸的脸上的一条裂缝，而必须是表情的表现要点，其红色各不相同，通过紧绷和放松来表现出我们的欢乐、哀伤和内心世界。我们的鼻子也不再是分隔面孔的一道干巴巴的墙，而是一件体现我们活力与好奇心的工具。（第166页）

“圆孔”、“裂缝”和“墙”等词汇在发泄的是谁对细密画的厌恶？这种夸张、极端的表述方式强化而非削弱了简单的二元思维。“姨父”和他的创造者应该认识到，细密画上经常出现的平面叠加和无聚焦等特点也体现了丰富的想象和自由的精神。如果细密画（以及它所象征的一切）为了模仿威尼斯绘画风格而抛弃乃至谴责自身特点，那么我们将看到的无非是一极之尊，而非多元之美。

土耳其地跨欧亚两洲，特殊的地理位置并不一定给所有土耳其作家带来优势，而且表面上的优势也会助长盲目自信的风气。急于脱亚入欧的愿望不难理解，但是这样的愿望也有副作用，即导致本质主义思维，催生一种不一定流行于欧洲的心态：处处要显得优于亚洲人。法国作家尤瑟纳尔称《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是最伟大的女性小说家和日本中世纪的普鲁斯特，这种超越东西二元对立的胸襟是帕慕克所缺乏的。诚如他在演讲《我们究竟是谁？》中所说，小说的形式使我们了解“他者”。并不是说当我们自己被人理解之后世界就是公平的，我们还需要主动去理解穆斯林女仆哈妮姆和她身后的宗教传统，去理解那位无法管教两个势利男孩的土耳其保姆无名氏，当然，还要去理解被称为“土耳其警察”的普通人。帕慕克还十分年轻，毫无疑问，他会写出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耀更相称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