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子初夏时节，随赵本夫返乡到徐州考察黄河故道及汉文化，以便进一步解读他的长篇小说《地母》三部曲，尤其是最后一部《无土时代》，并试撰文评论之。到丰县参观大沙河果园及大片黄河故道湿地时，偶然间得知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上学时的老师蒋天枢先生的故里蒋寨门就在附近，于是驱车探访蒋先生故里。蒋寨门村位于丰
1956年秋，我考进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为我们授课的老师中就有蒋先生。蒋先生，讳天枢，字秉南，曾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简称无锡国专），毕业于清华研究院，曾在东北大学当教授，40年代初转至复旦大学当教授直至逝世。他为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第一段即先秦两汉文学，这是最难读的一段文学史。那一年，他53岁，正当盛年，但体态清癯、神情严肃、讲课时声音洪亮，一口未曾改变的徐州腔。我那时才17岁，对蒋先生有一种敬畏之感。加之当年作为蒋先生的助教，后来成了文学史家的章培恒先生刚因胡风案之牵连，被撤职开除党籍，终日不见欢颜。于是，一上文学史课，我们都得正襟危坐，有一种紧张之感。但蒋先生严肃归严肃，治学之严谨，对学生要求之严、关心之切，却是令人感动的。他不仅要我们学好课内的内容，还为我们开出一份“国学必读书目”要我们在课外阅读；尤其是要我们做一些文言文的断句训练，对我们文言文阅读能力的提高很有好处。当时，我的一位同舍好友徐州籍的李振杰同学，还经常去蒋先生家串门，并按蒋先生要求在一两年内通读《资治通鉴》，得益更多。我虽然后来没有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但那点对后来的文艺理论以及当代文学评论颇有好处的古典文学功底，就是蒋天枢先生留给我的！上完先秦西汉文学之后，蒋天枢先生后来几年间又为我们开设《诗经研究》、《楚辞研究》等专题选修课，他把最新的研究心得都融进课程中，讲起课来，旁征博引，新论迭出，使我们颇受益。记得一首《离骚》，蒋先生几乎讲了一个学期（每周两节课），后来记得我为北京教育学院宣武分院的学员讲中国文学史课，《离骚》也讲了足足的九个课时，就是从蒋先生那儿趸来的。
蒋先生当年考进清华研究院，是冲着王国维先生去的。可是蒋先生还未入学，王国维先生已自沉昆明湖，但是蒋先生一直把王国维先生当做自己的导师，十分尊敬他。每次在课堂上提到王国维先生时从不直呼其名，只称其字“静安先生”，以表示尊崇之意。也不许我们直呼“王国维”之名，有谁这样叫了，他就双眼圆睁怒目斥之。至于对他的导师梁启超和陈寅恪先生，就更加尊崇有加了。他同陈寅恪先生师生之谊，1953年秋与1964年初夏两度到广州探望恩师；陈寅恪先生以其著作与藏书相托，成为忠笃的弟子与托命之人；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又以多病之驱、放下手中工作，为逝去的老师编成《陈寅恪文集》一套七种九册，并出版《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用去几年时间和几乎毕生的精力，出版后又分文不取。蒋天枢先生同陈寅恪先生之间的师生之深厚情谊，传为学界佳话，也为我辈树立典范，且更显蒋先生为人之高尚忠厚。
关于蒋天枢先生晚年上书陈云同志建议增设古典出版机构改善古籍出版状况以及促进清华大学中文系复办之事，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清华中文系讲课时，就听当时主持中文系工作的徐葆耕先生说过。这次读先生的传记，才更清楚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对先生倍感敬佩。
先生一生经历坎坷、耿介清高，自律甚严，作为一位皓首穷经的真正的学者，一位道德高尚的长者，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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