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雨，化育万物

二、峥嵘岁月赴国殇，忍辱负重著辉煌（1937-1949）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拉开了序幕。国难当头，莫思独善其身，北大师生同全国人民一起，共赴国殇。通过努力培养优秀人才、创新科技成果、宣传抗战理念等实际行动，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

北大于1937年10月迁校并与清华、南开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迁往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途中师生徒步3000里，历时68天。联大化学系由南开大学杨石先先生任主任，杨出国期间由黄子卿先生代理。联大化学系集北方化学界之精英，有教师42名，其中教授13名，讲师4名，助教25名。教授中有北大的曾昭抡、孙承谔、刘云浦、钱思亮、朱汝华等先生，清华的张子高、高崇熙、黄子卿、张大煜、张青莲、苏国桢和南开的杨石先、邱崇岳等先生。在仪器药品极度缺乏，无自来水、煤气的条件下，师生共同克服困难，使教学实验得以维持。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依然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人才。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次年5月西南联大的三校分别复原。北大于1946年10月迁回北平。化学系主任仍由曾昭抡先生担任，在曾赴美考察期间钱思亮先生代行其职。抗战期间，沦陷区的北大校址仍在招收学生，实验室仍在使用，药品、仪器和藏书也被保存下来。复原后的化学系除曾昭抡、钱思亮、孙承谔等先生外，又增加了袁翰青、马祖圣、邢其毅、蒋明谦、张龙翔等先生，清华大学黄子卿、高崇熙、张青莲、严仁荫、曹本熹等先生仍来北大兼课。难能可贵的是，尽管时时政局动荡，学生学习气氛依然浓厚。

解放后，曾昭抡先生调任教育部副部长，袁翰青调任科普领导工作。此间，唐敖庆、徐光宪、田曰灵、高小霞等知名学者相继回国，为中国化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从抗日战争爆发到解放战争胜利，北大化学系经历了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但就是在这种“国难家仇齐当头、自身冷暖难顾及”的环境下，化学系师生坚持信仰、潜心科研、努力开拓、不言放弃，谱写了艰难困苦环境中的辉煌篇章，为新中国化学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风雨坎坷求发展，岁月艰辛谱丹心（1949―1978）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里，北大化学经历了一个曲折而艰辛的发展过程。在艰苦的物质条件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夹缝之中，北大化学人心系民族、不畏困苦、坚守信仰，仍然取得了一系列辉煌业绩。

1952年秋我国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总体方针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院系调整。调整后的北大化学系是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三校的化学系重组而成。来自北大的有孙承谔、邢其毅、徐光宪、田曰灵和高小霞先生等；来自清华的有黄子卿、张青莲、严仁荫、冯新德、唐有祺等先生；来自燕大的有张滂、白和懿、朱起鹤、师树简等先生，时由孙承谔先生任系主任。

1952―1966年间化学系年招生数都在200人以上，比院系调整前三校化学系年招生数总和还多几倍，而且学生人数波动之频，教师人数幅度增长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学习苏联是当时的方针。培养目标是造就化学专家，因此，强调专门教育成为重中之重。先后建立的专门方向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稳定同位素化学、胶体化学、高分子化学、催化等。学制从4年延长到5年（1955年入学），6年（1956年），再减至5年（1962年）。调整前的三校化学系都已经在培养研究生，调整后，北大化学系又兼顾研究生和进修生的培养，扩大规模，为北大自己和兄弟院校培养出大批人才，尔后成为中国化学界的学术骨干。1955年，黄子卿、傅鹰、张青莲先生受聘为首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