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事文坛

编者按：文学界何时变成“文坛”一词的，似是还无人考证；然近年来文坛事多，成为水深浪阔的险地，却是有目共睹的。从韩白之争到陶萧“玄

当文学事件化，文坛戏剧化，如何评价这不断分化、裂变的文坛，而这种分化、裂变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深层原因？

传统文学界显而易见的变异、分化甚至分裂?文学成为一桩富贵，则利益相食?文坛的财富分配方式改变，加剧作家群体所面临的困惑与诱惑?“媒体编导”？互联网对文学产生震荡？

无论如何，对文坛的“事”，大众关注得太多；对文学界和文学本身的反思和建设，媒体做得太少。

当文坛诸多热闹事渐行渐远，当永远处于舆论之风口浪尖的文坛稍事平静之时，或许正是我们思考这些问题之际。

●从此之后，文学事件取消了从场内移步场外的过程，而是迅速与新闻场、娱乐场接通，开始了新闻化、娱乐化、眼球化、泡沫化的进程。

从文坛事件看文学场的混乱与位移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种种事实表明，近年来的文坛爆发了许多事件，弄得文学场颇不宁静。比如，根据媒体的岁末总结，2006年文坛颇多不平静事：韩寒白烨论战众人混战，余华出版《兄弟》惹争议，郭敬明抄袭拒不道歉，“梨花体事件”以闹剧收场，湖南作协暴力事件，洪峰乞讨引起文坛震动，80后作家张一一求婚事件，顾彬批评中国当代文学，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面世。2007年的文坛相对平静，但依然有如下事件发生：王朔复出；十博士“倒于”；80后加入作协；顾彬继续炮轰文坛，引发文学界内部之争；铁凝题词写错字，贾平凹鼎力相助；作家富豪榜再次出笼，入榜作家不买账。2008年似乎是多事之秋，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天灾人祸挡着，今年的文坛才悄无声息。但在这些国家大事的背后，依然有文坛亚事件发生。6月以来，文化名人余秋雨的《含泪》之文，山东作协王兆山的那首“鬼词”，已把网络弄得沸沸扬扬。

文坛如此多事，不得不使我们思考如下问题：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事实上已有许许多多的“场”存在，为什么其他“场”比较平静，而文学场却成了是非之地？上个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场里也发生了许多事情，但两相比较，二者有无区别？2003年，北京大学的邵燕君博士曾有《倾斜的文学场》一书问世，她分析的主要是90年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当下的文学场是否还在继续倾斜以致失去了某种平衡？除了市场化转型之外是否还存在着新闻化转型和娱乐化转型？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在下文中将试着回答。

1980~1990年代：文学场与政治、经济场

检点一下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场，我们大概能发现如下事实：文学场始终处在一种与其他场的密切交往之中：起初是与政治场斗争，后来是与经济场合作，再后来则是与新闻场和娱乐场卿卿我我，勾勾搭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的自主性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我手头有一本80多万字的大书，名为《1979－1989：十年文艺理论论争摘编》，选编者在书中分列16个专题，而这些专题之下出现的论争大都与政治问题相关。这也意味着在经历过一个非常的年代后，文学及其文学场正试图摆脱政治与政治场的干预，一步步走向自治。所以，按照我的理解，1980年代文学场中发生的许多事件与争端，大都隐含着左与右的冲突，姓社还是姓资的矛盾，文学场与政治场的“争斗”不言而喻。

进入1990年代之后，文学场与政治场的“争斗”暂告一段落，文学场仿佛也获得了自主、自治、自律的幻觉。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个幻觉立刻变成泡影。在“市场经济了，文学怎么办”的呼吁与焦虑中，有了延续几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有了“抵抗投降书系”的出版与争端。今天看来，这其中的讨论与争端显然与经济场向文学场渗透、文学场被经济场裹胁有关，而争论的双方也隐含着他们对二场交往的不同理解。

回顾这一时期的争端，我们也可以发现如下特点：一、争论的话题往往严肃，它们不可能有太多的新闻价值与娱乐价值，也不容易被媒体利用。二、争论往往局限在文学场之内，形成了场内争论场外看的局面。在一个大众媒介相对匮乏的时代，场外之人即使有话要说，也常常是排不上队插不上嘴。这种局面也保证了争论的严肃性。三、争论愈演愈烈，往往就会酿成事件，其中赤膊上阵、刺刀见红的场面也时有发生，但争论者大体上还能体现出争论的风度，恶语相加，攻击谩骂的情况还不多见。所以，相比之下，那个年代的争论还相对纯净，而争论的结果虽然很可能也是不欢而散，却留下了许多值得在学理层面继续思考的问题。

行文至此，有必要对十多年前的“马桥事件”略作分析。1996年年底，由于评论界张颐武、王干向创作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发难，引发了所谓的“马桥之争”。1997年3月，因韩少功把张、王等六被告告上法庭，“马桥之争”变成长达一年多的“马桥之讼”。1998年5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被告向韩少功道歉并分别赔偿经济损失费1750元。被告不服，继续上诉。8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最终判决，结果以原告全面胜诉而告终。

今天面对这一事件，我更关心的是哪些人、哪些媒体都参与了论争，他（它）们对于事件的进程意味着什么。韩石山说：“在马桥事件中，有个现象很值得回味，那就是声援韩少功的，大多是韩少功的部属和朋友。声援张王二人的，大多和张王二人毫无干系，有的连面都没见过，有的还竟是先前对张王没多少好感的。”（《马桥事件：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6期）这一现象确实令人深思。而据《〈马桥词典〉纷争要览》（田原，《天涯》1997年第3期）和《〈马桥词典〉：文人的断桥？――“马桥诉讼”的前前后后》（余果，《新闻记者》1998年第8期）二文介绍，当时追踪报道与评论此一事件的虽有业内报刊（如《中华读书报》、《文艺报》和《文学自由谈》等）与社会大报（如《中国青年报》和《文汇报》等），但亦有许多行业小报与晚报晨报介入其中，如《为您服务报》、《服务导报》、《劳动报》、《深圳商报》、《羊城晚报》、《粤港信息日报》、《今晚报》、《特区时报》、《武汉晚报》、《青年报》、《中华工商时报》、《生活报》、《文化时报》、《金融早报》等。事件延续近两年，报道与评论数百篇，参与论争的报刊近百家。论争尚未终了，已有人迫不及待地推出《文人的断桥――〈马桥词典〉诉讼纪实》一书，可见当时的影响之大。

我之所以在这里提起“马桥事件”，是因为这一事件带有明显的转型特征：一方面，争论的双方都是严肃的，无论争论者是韩少功的亲友团，还是张王二人的啦啦队，大体上都是创作界和评论界人士。这既保证了争论的明达理性与明辨是非，也在一定程度上把争论限制在文学场之内。但另一方面，由于韩少功把争端交给了法庭，此一事件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文学事件因而上升为法律事件、新闻事件和社会事件。而众多小报的介入，又使事件不同程度地公众化、娱乐化了。因为小报晚报既不可能做深度报道，也不关心事件背后的学理价值，它们需要的是能够吸引人眼球的新闻；普通百姓既没读过《马桥词典》也没读过《哈扎尔辞典》，他们也不会在乎模仿、照搬、抄袭等等背后的学理区分。对于他们来说，这一事件只是他们的消遣对象，是他们喝着茶、剔着牙时的谈资。

当下：文学场的混乱与移位

韩石山说：“马桥事件”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我们也可以说，“马桥事件”意味着一种争论模式的终结。从此之后，文学事件取消了从场内移步场外的过程，而是迅速与新闻场、娱乐场接通，开始了新闻化、娱乐化、眼球化、泡沫化的进程。以“韩白之争”为例，2006年3月初，韩寒通过自己的博客引发一场网络恶战，一方是挺白的评论家解玺璋、作家陆天明、电影导演陆川、音乐家高晓松等，一方是拥韩的无数网民。一时间，口水翻飞，秽语狂舞，眼看一场对簿公堂的官司大战即将打响。但是到3月底，韩寒却突然在博客上发出“热闹完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的帖子，网络大战顿时平息，媒体与公众转而去关注其他的新事件了。写到这里，我不由得会想，“马桥事件”如果晚发生十年，该会是一种怎样的景象？人们还会平心静气地争论那些学理问题吗？韩少功还会去打那场“赢者输”（反用布迪厄之说）的官司吗？我觉得悬。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今天的事件变成这个样子呢？在我看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值得关注。

首先，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大众传媒从总体上开始了新闻娱乐化的进程。平面媒体自然也不甘落后，于是大报小报化，小报低俗化成为其发展趋势。既然需要如此这般的新闻素材，文学场就成为媒体重点关照的对象之一。这时候，文学场里一旦有风吹草动，媒体记者必定会一哄而上，跟进报道。与此同时，众多时评写手也不甘寂寞，纷纷亮出家伙说三道四。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风风火火，好不热闹。然而，就在这种喧哗与骚动中，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1980年代（也在一定程度上包括90年代）文学场还掌握在作家与批评家手里，那里还是他们言说与对话的风水宝地，那么，新闻场介入文学场之后，话语权却转移到媒体记者和时评家手里，他们开始控制局面，并成为其言说主体。新闻娱乐话语对文学批评话语的入侵与掌控，意味着切入角度、行文方式、话语风格等等均发生了变化，文学事件也就不可能不被并入到新闻化、娱乐化的轨道之中。

其次，必须意识到网络时代到来后互联网在文学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网络本来就对诸多事件有一种扩展和放大的功能，加上网络时代众多网民有了发言的机会，所以一旦事件爆发，往往会成为万众瞩目、众口评说的对象。而由于匿名发帖、本我出场的效果之一是可以说大话，出秽语，口无遮拦，所以许多网民一上场就拎着板砖，爆着粗口，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顿狂扁，致使争论迅速陷入情绪化的口水仗和狂欢化的话语秀之中。而自从开了博客，诸网站出于娱乐化与商业化的需要，常常会通过标题置顶、加粗、套红和编辑推荐等方式把诸多充满火药味的博文推向前台，然后挑逗群众斗群众。现在想想，2006年以来发生的文坛事件，哪一件没有网站和博客的“功劳”？它们或者是直接肇事者，或者是事件的推波助澜者；而一旦事件发生，则意味着网民又迎来了自己的狂欢节。

第三，文学场被媒体控制，固然有媒体的原因，却也是文学场内部人士拱手交出自主性的重要标志。布迪厄说：“若科学场、政治场、文学场受到传媒控制力的威胁，是因为在这些场的内部，有一些不能自主的人，以场内的专业价值衡量，他们很少得到认可，或拿句常用的话来说，是一些‘失败者’或正走向失败的人，由于他们在场内得不到认可，所以热衷于到场外去寻求认可（快速的、过早的、不成熟的或一时的认可），此外，他们往往被记者们所看好，因为他们不让记者们感到害怕（与较为独立的作者不同），时刻准备按照记者们的要求行事。”（《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依我之见，今天到文学场外寻求认可的已不光是那些“失败者”，也包括那些如日中天的文学成功人士。比如，《兄弟》出版之后，余华频频接受记者采访，网上网下大造其势，结果，《兄弟》招骂，“给余华拔牙”的声音铺天盖地。但令人奇怪的是，《兄弟》却越骂越火，一年左右销售上百万册，作者与出版社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这起事件余华输了吗？没有，布迪厄说输者赢。《兄弟》的文学价值可疑，但是它却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也许这才是余华移身场外的真正目的。

我已用完了编辑给我的篇幅，却依然觉得意犹未尽，只好总结陈词如下：文学场不应该是政治场、经济场，当然它也不可能是媒介场。但现在的问题是，在与媒介场的交往中，文学场却已挪用着媒介场的游戏规则，结果导致自身规则的严重失效。有民谣曰：“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这里说的就是游戏规则的混乱。于是，文学场的混乱与移位也就变得不足为奇了。它不过从一个侧面映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病象，如此而已。

●新的一届“茅奖”评选据说已经启动，又一套大“富贵”浮出水面。

这一座文坛，这一桩富贵王彬彬(南京大学教授)

两年前，韩寒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文坛来了一番痛骂。在痛骂文坛的同时，韩寒也对文学应该如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知道，有许多人读韩寒的文章而眉头大皱，但我却开心地笑了。韩寒对文学应该如何的看法，当然还过于简单、还不无偏颇，但韩寒对文学不应如何的看法则无疑是正确的。至于韩寒对文坛现状的抨击，就可谓一针见血了。也正是那顺着针尖流出的血，引发了我开心的笑。固然，韩寒的话语方式很粗俗很鄙劣。文坛再脏，批评文坛的话却不必也脏。但韩寒的脏话，与前些时候成为学界事件的某位教授的脏话，不可等量齐观。以韩寒“尚未被文坛认可”的身份，如果以文质彬彬的方式批评文坛，那就如拿着一根草棍敲击厚厚的城墙，连一点痕迹也不会留下；那就如一缕阳光照进万丈深坑，连一点反应也不会发生。所以，韩寒的话语方式虽然不值得肯定，但也应看到，这是韩寒所采取的一种批评策略。或许，正是为了让自己的批评能刺痛文坛麻木的神经，韩寒才不得不出此下策。在谴责韩寒出此怪招的同时，也应想到，文坛的皮比城墙还厚，要做到一针见血，这针非有点“怪”不可。

韩寒的脏话，让文坛皱了一下眉头，但也仅仅皱了一下眉头。很快便风平浪静。文坛依然故我。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如果文坛真是韩寒所说的那令人掩鼻的东西，就仍然是那东西。这真是“不骂白不骂，骂了也白骂”。我曾希望韩寒的骂，能引起文坛中人严肃的思考、认真的反省。我也曾希望韩寒的骂，能引起文坛热烈的讨论，辩一辩文坛到底是不是韩寒所说的那东西，如果是，怎样令其不是。但我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天真。文坛对韩寒之骂的对策，终于令我想到《红楼梦》中凤姐和贾蓉对焦大之骂的态度。“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醉酒的焦大，竟骂出了如此难听的话。而“凤姐和贾蓉也遥遥的听见了，都装作没听见”。坐在车中的凤姐和贾蓉，听见焦大那些骂语，应该也皱了皱眉头吧，但终于“装作没听见”。面对这样的骂语，“装作没听见”是最聪明的做法。以凤姐的“脸酸心硬”，要做到这样其实很不容易。当焦大尚未骂到这一步时，凤姐是何等泼辣，责怪宁府对焦大“太软弱”，责问宁府“何不远远的打发他到庄子上去就完了”。然而，当焦大终于骂到了这一步时，连凤姐也只得“装作没听见”了。凤姐深知，如果对焦大认真追究，那荣宁两府的丑事就都包不住，自己藏在褂子里的断臂，也只好露出来了。只有未更世事、不通世故的宝玉，认真对待焦大的骂语，他试图与凤姐讨论一下：“姐姐，你听他说‘爬灰的爬灰’，这是什么话？”这一问，当然令凤姐尴尬，令凤姐恼怒，于是“连忙喝道”：“少胡说！那是醉汉嘴里的胡?，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说没听见，还倒细问！等我回了太太，看是捶你不捶你！”对焦大的这种毫不留情面的“批评”，理应“装作没听见”，如若“细问”，那就是罪过。

而文坛对韩寒的毫不留情面的骂，也采取了“装作没听见”的方式。但韩寒比焦大幸运。焦大虽大有功于贾府，却毕竟是府中奴才，他须得在府中讨生活，所以还是被别的奴才塞了一嘴马粪。既然韩寒被文坛中人认为只进入了市场而没有“登”上文坛，那就是文坛外边的人，不在文坛上混吃、混喝、混穿、混住，不在文坛上争风吃醋、争名夺利。文坛奈何不了他。文坛有自己的规则，更有自己的潜规则。如果韩寒也已在文坛上混，也想从这坛上得到那些香香辣辣的东西，那这番连荤带素的骂，可就真有点“自杀式袭击”的味道了。不会有人打着旗帜、吹着军号来兴师问罪，但你在文坛上时时会觉得遇上了鬼打墙；没有人会宣称要对你进行这样那样的报复、制裁，但会有许多看不见、摸不着的陷阱、路障在寻找你的双脚。文坛是一个整体。文坛又有许多圈子、山头。骂了一个人，有时就等于骂了整个文坛。骂了文坛，就等于骂了坛上的所有人。至于圈子、山头，就更是相互帮衬的利益集团了。同一圈子内、山头上的人，在文坛上肩并肩地抢这夺那，背靠背地对付外敌。圈子内、山头上，没有是非、只有以名利为支撑的“义气”。如果骂了圈子、山头上的一个人，当然就等于与整个圈子、山头结仇，于是便会对你全圈共讨之、全山共诛之。

韩寒对文坛的骂，虽算不上“自杀式袭击”，但也还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这意味着主动放弃某些东西，例如，“茅盾文学奖”，恐怕就难得与他结缘，因为这个奖，也被他说成了那闻之令人掩鼻的臭东西。“茅盾文学奖”，这可是文坛上最大的一桩名利。用《水浒传》中的话说，“茅奖”是最大的“一套富贵”。一个作家，敢不敢对这套“富贵”动欲念，很大程度上，他需要估量自己在文坛上的人脉和关系。新的一届“茅奖”评选据说已经启动，又一套大“富贵”浮出水面。你留心看看吧，许多人都有着晁盖、刘唐、吴用、三阮们刚纠集到一起时的表情。

白烨：文坛发生结构性变化本报记者　舒晋瑜

读书报：《2007中国文坛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面世，使我们有机会得以重新回顾2007年文坛种种现象。作为“文坛纪事”的主编，您在选编过程中，感觉哪些现象最值得重点关注？

白烨：2007年文坛，整体来看，是在已经形成的基本格局上持续向前发展的，如果不去细究，会觉得一如既往的平常，甚至缺少大的热点：但深入进去细加梳理，就会发现从年初到岁尾，多种现象交错演进，各种争论持续不断，仍然是热流涌动。比如顾彬“炮轰”当代文坛引发的争论，王朔痛批名家引发的争议，有关“打工文学”的研讨，“80后”入作协引起的关注，以及《色・戒》从小说到电影的不同看法，等等。但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应该是有关媒体时代的文学考察的话题。据统计，2007年间，跟媒体时代的文学考察相关的全国性学术会议，约有四次之多，这反映了理论批评界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强烈关注，而这背后，则是文学文化生活中的媒体因素已成为不可避绕的甚至是难以抗拒的潮流，而这给文学带来新的契机，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继80年代政治的束裹、90年代商业的挤压之后，文学所面临的第三次较大的冲击。根据研讨的情形看，批评界在面对考量媒体时代给文学带来的变化，给批评造成的影响的同时，还力图在审时度势中给自己重新定位。这种关注由情感的焦虑转化为学理性的思考，不只传达了文学批评界对于当下社会文化生活的观感和看法，还表达了文学批评家们面对媒体文化强势盛行的一种高度自信，这无疑是重要的和可喜的。

　　读书报：那您觉得哪些现象又是被忽视的？

白烨：我觉得文学阅读是一个变化极大又极其现实的问题与课题，这在我编完“文坛纪事”又编撰“文情报告”时，感觉越来越突出。我在“文情报告”里有两个附录，一个是“新浪・读书频道文学图书点击排行”，一个是“北京开卷图书研究所的文学图书销售排行”；原来的用意是在报告之外提供一些阅读与市场的信息，但在他们提供的前10名名单中，看不到我们印象中有价值、有分量的作家作品，于是要求他们把名单扩大到前20名，结果仍然看不到，而名列前茅的都是时政作品、玄幻作品、青春文学。这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一种阅读取向的分野，即文学的阅读是一类，大众的阅读是另一类，相互之间少有交叉。这种阅读现象的分野与分裂，及其背后的因素等，需要有人关注和研究，但又很少有。这是我认为不该忽视而被忽视了的。

读书报：是什么支撑着您坚持“文坛纪事”的出版？

白烨：我从1999年开始编“文坛纪事”，已快构成了新世纪的文学编年，把这些连接起来看，就是一个完整的21世纪前10年文学发展的忠实记录。问题还在于，现在的文坛，比之过去更为复杂，更显缭乱，只是作家作品，已不足以了解文学与文坛，而以“忠实反映年度文学样貌，客观记录年度文学足迹”为宗旨的“文坛纪事”，实际上就是年度文学与文坛的一本大账。对于为文坛内人士来说，可以备查年度文事、文情，对于文坛外人们来说，也可借此了解文学与文坛之大要。因此，我得把这种看来是追踪和扫描现状，实际上是记录历史的工作好好坚持下去。

读书报：能大致谈谈文坛的某种走向吗？

白烨：在我看来，过去的文坛大致以专业作家为主体、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一个总体格局。这样的一个当代文学的传统结构模式在进入80年代中期之后，就在种种革新与冲击之下，发生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变异。如意识形态让位于文学理念，民间写作大量涌现，等等。而90年代以来的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使得文学赖以存身的经济基础、文化环境和传播手段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对应着经济基础、文化环境和传播手段，市场化、大众化和传媒化联袂而来，并形成了一种基本定势。可以说在被动应变和主动求变的两种动因之下，文坛开始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比如，基本上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文坛，已逐渐演变为一分为三的新的格局，即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文学，以图书出版为依托的市场化文学，以网络传媒和信息科技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

应该说，在面临巨大而剧烈的社会转型和时代更变时，如上的现象与问题难以避免，既不足怪，也不可怕，但现在的问题是，面对这样一个不断分化、分裂的现状本身，我们并没有给以必要的认识和充分的重视，因而也不可能有沟通的努力与适当的应对之策。这种状况如长此以往，显然会使隔膜和隔阂愈加严重和深化。因之，真实地、客观地、全面地和深刻地认识文学文化领域的这一现状，是当下最为重要和最为迫切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