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于1978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日迎来建社三十周年大庆。三十年的岁月，从宇宙时空而论，不过是弹指一瞬，然而从一个出版社及从事编辑出版的个人而言，又是何等重要而宝贵。我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从1991年至1999年在出版社工作过九个年头，且先后忝列副总编、总编辑之职。人生有几个九年？可见，这段经历不可
最值得追忆的就是1996年的一次上海组稿之行。我深感一家以出版学术著作为特色的出版社，必须有一大批学术大家与名家来支撑，否则其工作就缺乏坚固的基础。
记得1996年前后，图书市场出现了散文随笔热销的趋势。当时，担任我社总编辑助理的白烨编审组织策划了《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一度成为我社畅销书和品牌书之一。随后，我们策划组织了更具本社特点的一套《学术随笔文丛》。设想这套随笔不同于当时已出版的文艺性的散文随笔，而要有更多的学术含量，但又不是引经据典的长篇大论，要是零金碎玉式的短小精悍的随笔式短文，内容包括学术短论、师友通信、人物怀念，论著的“序”、“跋”、“评”等。文笔要清新、简炼、洒脱，既有思想性、学术性，又要有知识性和可读性，每本篇幅都不大，大致在15~20万字之内，这样既促使作者慎送高质量文稿，又便于读者购买和阅读。
从上述设想和策划看，这套书创意新，有特色，质量要求也很高，关键是必须有相应的作者，否则只能流于纸上谈兵。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在北京很快得到一些大师级学术名家的支持，都俯允慨赐他们的佳著。如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学术思想大家胡绳研究员的《夜读散记》，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经济学家苏星教授的《论外集》，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历史学家戴逸教授的《繁露集》，以及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红学家冯其庸教授的《落叶集》，还有中国思想史大家张岂之教授的《春鸟集》等等。有这些学术大师、大家的支持，一下子就把《学术随笔文丛》支撑了起来。
为了使这套书能持续出版，稿源不断。我们想，作为我国学术文化重镇的上海，也是学者云集、大家如林之地，何不到上海去组稿。为此，我同在上海有一些关系的社发行部副主任王磊同志一道，于1996年暑期专程赴上海。当时，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能否拿到满意的稿件并无多大把握。到上海后，我们计划先拜访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著名文艺理论家、执学界牛耳的王元化先生，以争取他对这次组稿活动的支持。他是学术活动频繁的忙人和要人，是否有时间接待则心中无数。喜出望外的是，经过王磊联系沟通，王元化先生迅即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到上海的第二天便约我们到其府上晤谈，并给予我们无私的援助和支持。
至今，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时的上海，酷暑炎热，挥汗如雨，闷热的气候，使人难以透气。王元化先生，虽然是身居高位、且年近八旬的大学者，却非常随和，平易近人。接待我们的那天下午，他在自家简朴的客厅里，手持一把大蒲扇，身著跨栏背心和短裤，足穿拖鞋，无所拘束的和我们亲切交谈起来。在听取了我们就这套文丛的设想及请求他支持的来意后，认为这套书的创意不错，有可行性，并对我社出版的图书，也多有了解。不仅愿与出版社合作，将他的学术随笔――《清园夜读》（增订本）和《清园近思录》交我社出版。还帮我们列出一批上海知名学者及长于学术随笔撰写的作者名单。果然，他通过不同方式的联络，以其德高望重的影响力、号召力，并在《文汇读书周报》主编褚钰泉等人的鼎力协助下，次日，便请来多位上海的一流学者，与我们济济一堂、交流晤谈。当时参加聚谈的有学识广博、文采飞扬的散文随笔大家黄裳；博古通今、谈笑风声的著名历史学家唐振常；上海古籍出版社原总编辑、古典文学家钱伯城；中西贯通的著名人文学者王勉（鲲西），以及资深编辑、古典诗词名家金性尧等学界前辈。经过沟通交流，与会的这些学界名流，大都愿为《学术随笔文丛》提供稿件，特别是幽默风趣、学识博杂的金性尧先生于散会之后，当即拉着我和王磊的手到他家中，拿出他拟提供的著作样稿，进一步询问对书稿的要求，还风趣地说：你是总编辑就不用回去请示后拍板了吧。金老当场决定将书稿整理后交我们出版。
我和王磊同志从上海回京不久，果然接到金性尧先生寄来的书稿――《饮河录》。此后，这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又引出一段佳话。作为大家名流，且是出版界前辈的金先生，在与我社此书责任编辑冯广裕同志交往中，虚怀若谷，相互切磋，密切配合。他对广裕同志逐一查证、核对出原稿中某些引文讹误，不但认真纠正，还向责编致歉，并对这种编辑作风予以高度肯定。收到样书后，他致信冯广裕，认为他的编辑工作，“体现了大社的气魄”。除金性尧先生外，不久，出版社又陆续收到黄裳先生的《妆台杂记》、钱伯城先生的《泛舟集》、鲲西先生的《推窗集》、汤志钧先生的《鳞爪集》等书稿。都收入到相继出版的《学术随笔文丛》。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参加约稿聚会的有些先生，如唐振常、金性尧及深受敬仰的王元化等，都已先后遽归道山，抚今追昔，回忆他们对《学术随笔文丛》的支持，怎不使人扼腕长叹，潸然泪下。特别是通过这次组稿结识的王元化先生。他交由社科出版社的两部大著，我都担当责任编辑，也因此与之有了更多的交往。后来，他在其《清园近思录》“后记”中还特意提到：“近年来因出书的机缘，结识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总编辑、清史专家王俊义先生。他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学者。我的上一本《清园夜读》和现在即将出版的《清园近思录》都经他亲任责编，得到了他的许多帮助，在此谨致以衷心感谢。”这番亲切的话语充分体现出一位前辈学者对我这个后生晚辈的厚爱和提掖，他的驾鹤西去，既是学术文化界不可弥补的损失，也使我失去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内心的哀痛是不言而喻的，真可谓哲人其萎，典范长存。
我在出版社工作期间，看到、听到和直接接触到的学术界的大家名流对出版社支持的人和事还很多，他们都乐于将自己精心撰写的论著交我社出版，如季羡林老先生就曾十分感慨地说：“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出版界就剩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块绿洲了！”因此，他精心帮助我社组织编译出版印度大型史诗、古经典名著――《摩诃婆罗多》。另外，有一次我和负责编辑《中国哲学大纲》的黄德志编审去拜访作者张岱年老先生，请他能续签合同并对合同条款提出意见。张老先生十分信赖地说：社科出版社的合同，我认为合理，没任何意见，随即拿笔就签了字，足见张老对出版社的信任。任继愈先生的多部大著，如《中国佛教史》等，也交由我社出版。不仅是像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这些学养深厚的老一辈学界大师，还有不少具有雄厚学术研究潜力的中青年学者，也都将自己的成名之作交我们社出版。如我们社持续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的作者，已大都成为各学科、各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活跃在国内外学术舞台上。
无论是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或是后来居上的学界新秀，都是学术出版社的擎天柱石。由于他们的支撑，才使得出版学术著作的神圣殿堂得以巍然矗立。
多年来学术文化界一直盛传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我想，如往前推二十年，以出版学术著作为特色的出版社，唯有社科社最为突出，而今在出版界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如百舸竞流，许多大学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在出版学术著作方面，也甚是突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伴随经济实力的增长，必要的办公条件、办公设施，需要不断改善提高，然而真正能永久传承的还是学术大师和学术名家的高质量、高水平的优秀学术著作。因而就出版社而论，也是“乃有大师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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