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周汝昌
十年前的暮春时节，周汝昌先生80华诞暨红学研究50周年之际，我曾以“文心诗情润中华”为题，为《红楼》杂志写过
全面评价周汝昌先生大半个世纪的学术贡献，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一篇短文更不知从何处谈起。然而值先生90华诞，总觉得有许多话要说。周一良先生在《我所了解的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曾以“诗人气质”、“史家学术”、“儒生思想”来概括乃师――20世纪最具个性风采的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的人生事业。我出身于史学，平时读寅恪先生的诗文著作，追慕大师的人生志业，深感一良先生的定位与评价非常准确。陈寅恪先生在近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已得到海内外学界之公认；周汝昌先生同样是一位可以放置于20世纪学术史乃至国际汉学视阈方能评说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虽然学术领域有所不同，但以诗人之才、史家之学、儒者之心评周先生，我觉得也是适宜的。
寅恪先生之诗，苍凉沉郁，凄婉而清深。诗中有远重于唐人的“兴亡遗恨”，也有宋人所看重的“古典今情”与文化慧命之托。“临老三回值乱离”，记录的是颠簸之中的身世遭遇；“旧时王谢早无家”，眷恋的则是“故国华胥”之梦。与陈先生相似，早年曾校注过宋人诗作的周汝昌先生，也是一位才华横溢且融唐宋于一的诗人。周先生的诗词文章，同样是20世纪学术文化史上的重要文献。“一碗残灯耿壁光，农姑村女夜深忙”，写尽了“朱门”儿女所经历的人间盛衰与世态炎凉；“西轩鼓板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则是“文革”岁月中壮心不已、痴情未改之心迹的真实写照。从《诗词赏会》到《千秋一寸心》，先生风格独具的诗词鉴赏类论著，同样是诗情文采之生动体现。
作为史学大家，寅恪先生早年的敦煌学研究，曾受到国内外学界同行的高度重视。此后的中古史研究，乃至晚年的明清史研究，继承并发展了宋贤与清儒的治史传统，同时也开创了“以诗证史”之典范。出身于燕京西语系的周汝昌先生，亦是一位以“史学”见称于世的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之“曹学”研究，首先关注的，即是“诗礼簪缨”之族的家世文化背景。与陈先生治史之法相近，周先生的第一部红学专著《红楼梦新证》，不仅是宋贤“长编考异之法”的成功实践，也是“以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考史论事的典范之作。今天的红学书籍，虽多不胜数，以至到非“皓首穷经”不可之地步，然许多书包括大部头的“著作”，是可看可不看的。而周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却是任何有志于红学研究的学人所不可绕行的一座学术高峰。晚年毛泽东，读书眼光极为挑剔，廿四史之外，《红楼梦新证》大字本，据说也是床头之必备之书。他所看重的，正是《新证》所具有的特殊历史价值。“辨伪存真”、“斥伪返本”，是宋贤与清儒所秉承的史学传统，也为寅恪先生所看重。作为红学“考据派”之集大成者，严持《石头记》“原本”、“真本”与程、高“改篡本”性质之别，摒弃“真伪合一”之“折衷”，则是周汝昌先生的一贯学术立场。对于前80回与后40回版本真伪之态度与认识，几乎是验证一个红学家思想见识与学术水准的第一道门坎。将一个接近芹书原笔本貌之新定本贡献予世，既是周先生《石头记会真》校勘之第一义，也是先生史家卓识的具体体现。与考证对象处于同一境地的“同情”式理解，对于隐曲性史料的发掘与阐释，是寅恪先生之史实考证高于常人之处；与“悟性”相贯通的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考据，也曾受到过开现代考据之风的胡适之先生的高度称赞。周先生以“艺术家之眼光及精神”，藉现存真本之“残余断片”，以窥测芹书“全部结构”与故事文本的“红楼探佚”，与寅恪先生“藉片段以窥全体”、“神游冥想”治史之法，更有异曲同工之妙。
说周先生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即使持不同学术观点者也不得不承认。是史学家，因为批评他学术观点的人，也会经常引用他发现的史料，专门的清史研究者也需看他的书。与寅恪先生“孤傲”之貌背后的仁厚之心难以被常人理解一样，说周汝昌先生是一位儒者，恐怕许多人会不同意乃至不理解。这似乎也有其道理，因为周先生自号“解味道人”，“魏晋风度”似乎更接近他的本来面目。其实，以“魏晋风度”出现的“尚古淳儒”，历史上大有人在。魏晋学人中，本有以儒生之心为生命本质者，只是后人太看重表相罢了。晚年的周汝昌先生，不断受到批评与质疑。其中自然不乏真诚的学术讨论，也有不少的误读、误解与误会；然常见于报刊特别是网上的，是“学术论敌”的非学术攻击，轻薄文人的嘲讽辱詈，乃至来路不明的“妖魔化”。对于后者，先生偶尔所作之回应，似也有不留情面之处，但更多的是保持沉默。在《文心诗情》文中我曾言，先生之诗，融铸唐宋，境界清深，气贯今古，旨趣渊雅；先生之文，上联孟庄，继接中古，汪洋恣肆，健秀隽美。其诗其文体现于书风，则奇崛飘逸，俊极一世。较之于往昔贤哲，与“汉唐气象”自属别一路，即使“建安风骨”，“晋代风流”，中华文明“化成期”之“宋人品貌”，亦均不足以比先生，唯禀具“上古淳风”又“郁郁乎文”之“周人”――“典型”的中华“诗”人、“文”人能比之，而“怨炉仇冶”，更添其独领风骚之一腔奇气，风雨忧患，弥振其不同凡响之乱世清音。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先生的“一腔奇气”，并未任情倾泄。以周先生的敏思文采，完全可以效鲁翁当年状，与“论敌”展开正面交锋，可他所表现的，却是难得的达观与宽容。先生待人，平和慈祥，对晚辈后生，也决无自矜与傲慢。在我的记忆中，周先生从未当着晚辈的面责难过任何人，包括与他公开“作对”者。我觉得这也正是先生常讲的“仁人君子”、“端人正士”之气量，是“尚古淳儒”之高风。与寅恪先生视民族文化为“寄命”之所在，赤诚之心体现于精辟的学术考据之中一样，周汝昌先生也是一位以“中学为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先生的儒者之心，同样体现于他的学术研究之中。周先生在“曹学”与“版本学”包括文本“探佚”方面的巨大贡献，并世少有人能比；对于以“红楼文化”为依托的“红学精神”之体认，也大大高于以外来“一元历史观”作意识形态从而大谈“红楼思想”之“进步”或“超前”者之见识。陈先生的中古史研究，目的在民族文化之梳理；周先生也是把《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化小说”来认识的，先生的红学研究，最终目的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学术之复兴，这也是中西冲突之特定时代持“文化保守”立场之儒者所应具备的情怀。在近现代学术史上，自华夏民族文化立场论红学者，周先生之前，已有人在，但周汝昌先生却是最典型的一位。先生的文化立场，有更坚实的文献考证基础。
不只是精神气质、学术事业乃至文化取向相近，周汝昌先生的晚年境遇，与陈寅恪先生相比，也有特别相似之处。暮年的寅恪先生，目瞽杖折。残灯耿耿复如夜之中，撑起的是最后一代传统士人的生命天地。“四海无人”般的感叹，与数百年前顾亭林“人何寥落”之感喟前后相应，昭示着社会巨变时期处世的艰难。周先生的晚年，所处之时代环境与陈先生当年已大不相同，却一样要面对精神之孤独。时代虽已不复当年，但此时的孤独，更让人感到历史之沉重与艰难。
理解陈寅恪之难，除了时代的原因及他那份特殊的学术经历与研究领域之专门所产生的障碍之外，还有其特殊的“世家”背景所带给他的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历史沧桑感与文化失落感，有陈先生顾亭林一般的庄严之相所形成的与常人的距离感。理解平易近人的周汝昌先生一样困难，却要另作分析，最主要的还是《红楼梦》文本的特殊与“红学”学科的特别。我曾在各种场合说过，产生于清代中叶的《红楼梦》，即使以西方近代标准衡量，无疑也是第一流的伟著；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更是空前绝后之作。但这部以中华特有之历史、文化与学术传统为背景的“千古奇书”，若仅仅是一部古典视野中的“野史小说”或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类”作品，就不会有“经学”兴盛时代“红学”这一专门学问的产生。与甲骨学、敦煌学之专门因而外行很难轻易介入不同，以“村言”形式出现的《红楼梦》，是学界、官方乃至民间社会均可以找到话语切入点的特殊文本。学富五车的专家有难以释怀的困惑，政治家从中能寻到利用之处，社会大众也可获得自己的研读空间。学院、官方与民间的“同时在线”与相互纷争，成为红学研究的特殊景观。评判与尊重需要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于红学如此，对于红学家亦如此。在一个因文化断层所造成的文人多、学者少而大家通儒几近绝迹之特殊时代，在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层次研究者各自为战的学术环境中，要理解《红楼梦》这部特殊学术文本，理解周汝昌先生一辈的大师级红学家，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最起码的条件，是作为一门特殊学科的红学思想与学术意义上“拨乱反正”的真正完成，其次才是靠时间与学术之积累而形成的对那一代人的特殊经历、特有教养乃至所处之历史环境的熟悉与明了。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同友人一起拜访一位原从事红学研究而后改治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史的前辈。交谈中我曾讲，20世纪引领时代潮流的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惨烈的社会变革与数不清的政治运动，所受之磨难最多。学人自身，应相互理解，至少不要自相伤害。后来在海峡两岸中青年会上，与一位亦师亦友且在当代颇具影响的红学家交换意见时曾说道，中青年一代应继承老一辈的，是学术成果而不是个人恩怨。学术研究固然需要争论商榷，然惟有学术共同体的同心同德，才能成就学科未来之辉煌。这些话，或许是脱离现实的书呆子的一厢情愿，然我却希望能成为经历了20世纪重重磨难至今尚未完成“正本清源”的红学的现实。“仁者寿”，在为华夏学术文化事业辛勤劳作了60年的周汝昌先生，已然应验；集诗人、史家、儒者于一身，就人生志业而言，在周先生洵属实情。但“人间晚晴”，更值得看重。值此先生九十大寿之际，在国学研究悄然升温，理解传统的条件逐渐成熟的新世纪，愿仁厚之风与清和之气能成为学界之精神主流，也愿周汝昌先生为更多的学人所理解。愿景倘能成真，不仅是周先生个人之福，也是红学乃至中华人文学术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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