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古稀老人王干卿先生《深切的怀念、困惑与无助》一文，我内心真感到痛心、酸楚和叹息。我既为世界儿童文学名著《爱的教育》，竟然在作者阿米琪斯逝世百年之际的中国译坛，受到如此的糟蹋而感到痛心；也为包天笑、夏丐尊、王干卿等严谨、负责任的前辈译者，深受文抄公之害而又无奈不胜酸楚；更为我自己近年虽多方
翻译出版抄袭剽窃之歪风，近几年不仅未见遏制，某种程度上甚至有加剧之势。其主要表现是：（1）抄袭手法更加多样、隐蔽，加大了取证追究的困难。以往抄袭靠“剪刀加糨糊”，如今有了电脑和互联网检索，不仅文字改动、拼凑大大方便，要检索已有的译本也十分方便。加上翻译不同于原创，一句原文，可以有不同的中文表述，有时只要稍作文字变动，就很难成为抄袭的物证。（2）文抄公钻了翻译没有明确标准的空子，侵权更加有恃无恐。那些翻译小偷，凭借“编译”、“摘译”、乃至自己发明的所谓“译写”等等“保护伞”，纵然任意猜测取舍原文，牵强附会编造译文，仍能高枕无忧地逃脱抄袭侵权的追究。（3）从个体抄袭发展为团队造假。早期的文抄公，多为草根无名之辈和个体书商，而时下的文抄公，有不少是公营出版者或有点身份的人，其特征就是有组织的团队抄袭造假。诸如媒体已曝光过的《诺贝尔文学奖文集》的署名译者李斯；4年内出版23种译著、被揶揄为“史上最牛译者”的龙婧；以及《光明日报》日前新曝光的、3年内出书20种的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中心总经理梅朝荣等等，都被质疑是雇人抄袭、团队造假，而这些人一直不敢吭声。
翻译出版抄袭、盗版屡禁不止，本已众人皆知，读了王干卿求助无门之文，更是令人触目惊心。若再任其愈演愈烈，必将招来更大的危害。
一害和谐的文化生态。劣质翻译抄袭，毒化了跨文化的交流环境，亵渎了世界名著的文学魅力，破坏了先进文化的有序传播。日本著名作家渡边淳一，日前在上海举行新书签售的同时，已向上海中院状告文化艺术出版社等4家单位侵权出版他的《最后的爱恋》等多部作品，法院已经受理。渡边还说，日本作家都知道中国市场盗版严重，很多人所以不愿意把作品版权授给中国。当代世界名著《百年孤独》的作者，也是因为怕被盗版，至今拒绝授权给我国。倘若更多的外国作家也持这种态度，那么将对中外文化交流造成多么大的伤害。
二害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气。劣质翻译抄袭，颠倒了优胜劣态的科学规律，造成认真做学问的人吃亏、不学无术的投机者反占便宜的反常假象。现在有些人自以为，懂点外文语法，手持外文词典就能搞翻译了。那些出翻译书的出版单位，有不少根本没有外文编辑。在他们看来，读者不懂外文，又缺乏原文版本，只要忽弄出来的中文，能好卖就行。你王干卿那么认真查资料，仔细斟酌译文，没用！我东抄西凑，包装好，上市快，赚钱的还是我。听任这种风气滋长，势必让变种的“读书无用论”再度回潮。连搞学问都“劣胜优态”，那该有多可怕。
三害法治社会的公信力。劣质翻译抄袭，造成个人知识产权得不到合法保护，屡遭侵权又维权无门，长久以往，势必动摇人们对法规权威和执法威慑力的信赖。现在年年都在扫黄打非，不能说主管部门不重视。可往往是那些涉黑、涉黄、涉宗教的非法出版才是打击重点，而翻译书的抄袭、剽窃、盗版，大多是“不告不理”，至于属于粗制滥造的劣质翻译，更是无人监管。受害人并非不想维权，但因取证难，诉讼程序繁琐，维权成本太高，又有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阻挠，因此受害人往往无奈地放弃追究，以致至今翻译出版维权的效果很有限。这当然不是好现象，因为人们对维权失去热情和信心，势必削弱法规乃至法治社会的公信力。
翻译侵权滥造的害处远不止这些。许多人对它简直已到了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以至麻木不仁、徒唤奈何的地步。为了反映和解决这个问题，我写过几十篇文章，并联络过译界名人，发表倡议，呼唤译德；谴责造假，提倡自律；通过政协委员，向政协大会递提案；还替季羡林等16位翻译家，打赢过一场维权官司。遗憾的是，如王干卿文章所述，翻译侵权滥造乱象依然存在，甚至在蔓延。尽管信心不大，我还是要呼吁：务请主管部门下决心认真管一管翻译出版的乱象问题。相关建议已提过不少了，这次只提一条：希望建立翻译侵权滥造“实名问责制”。现在连馒头、粽子都有质量标准，能不能也拿出一点点精力，对某些精神产品也订出相应的质量监督标准？譬如，规定所有翻译作品，包括什么“编译”、“摘译”、“译写”等等，都必须标出所据的外文版本，并署译者真实姓名。这样出了问题，至少可以找到问责的对象。我知道这并不能解决问题，但倘能真实现了这一条，我可要额手称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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