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海哥德和考夫曼的分析，这些国家的经济危机与具有技术性缺陷的改革策略有关，这种改革策略承诺在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很大阵痛的条件下稳定经济，对政治人物和公众都具有吸引力。但是，这些国家的经历证明，这种改革策略非但没有稳定经济，反而导致经济危机。最终，除秘鲁以外，其他国家都在民主体制下，实施了更为广泛的改革。另一对学者，林茨和斯泰潘指出巴西民主的巩固经历了最多的磨难，但在最后表示：“进入1995年，南锥地区最曲折的民主转型，也令人惊奇地走上巩固。”关于民主转型，如果时间有限，不妨先看看林茨和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54.00元）。
印度学者帕萨・达斯古普塔的观点同样值得重视，他认为资本和自然资源的多少无法决定一个国家的贫富，这些仅是表象，决定贫困的主要因素是制度。列入“牛津通识读本”的达斯古普塔《大众经济学》（叶硕、谭静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18.00元），从两个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女孩说起。一个是生活在美国中西部郊区小镇的贝基，一家四口人住在一幢两层的房子里，房产处于部分被抵押的状态，父亲在一家事务所工作，母亲在子女出生后辞去工作，在当地教育机构做义工，两人持有股票、债券和账户，这个家庭还参加了财产和人身保险，贝基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另一个是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村庄生活的德丝塔，与父母和五个兄弟姐妹住在两间茅草屋顶的泥屋里，哥哥帮父亲种地，德丝塔和姐姐帮母亲完成家务琐事，虽然弟弟上学，女孩却像父母一样不识字也不会写字，附近没有能够提供信贷和保险服务的金融机构，购买奶牛依靠亲戚之间的借贷，德丝塔五年后会嫁给像父亲一样的农民，然后像母亲一样生活。
或许会有学者盛赞埃塞俄比亚开创了不同于美国的另一种现代性，可是如果在两者中间选其一进行移民，没有多少人会为“另一种现代性”奉献自己的一生，包括那些学者。为何两个在当地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孩，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达斯古普塔没有向读者表现关怀底层的道德热情，而是冷静地分析着两个家庭面对的截然不同的机遇和障碍。他尤其重视制度，但不是“制度决定论”，他对制度的有效性和制度的条件也进行了探讨。达斯古普塔出身于学术世家，父亲是阿马蒂亚・森的老师，岳父和导师均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出生和成长地来说，前面提到的德塞也可以称作印度学者。事实上，印度这个国家和平崛起的速度一点也不亚于其他国家。
《群氓之族》的作者是哈罗德・伊罗生，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熟悉？正是那位与鲁迅有过交往的美国记者。不少著名文化人士，只是因为给鲁迅写过几封读者来信或者打过几次招呼，变得“著名”并且“文化”起来。看到伊罗生的名字，我开始也有些怀疑，看到内容才放下心来。他对“中国式的种族沙文主义”的批评，说明他并未将中国理想化，他对“他们”的解释很适合做2008年上海高考作文题目《他们》的解题：“‘他们’――那些威胁族群整合的非我族类的――的概念，在许多文化中，多少都有抹之不去的不洁意味。”伊罗生对索尔仁尼琴的评述更是让人吃惊：“索尔仁尼琴退回到前工业时代的俄罗斯，到农村与世无争的梦想中去寻找自己的‘姆庇之家’。”这让我立即查看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因为索尔仁尼琴的“怀乡”在苏联转型之后表现得相当醒目，在此之前，他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异议。《群氓之族》写于1975年，在那个时候就注意到索尔仁尼琴的“怀乡”，这充分说明伊罗生敏锐的观察力，也可以解释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什么在谈到中国时并未陷入想象。
《群氓之族》,[美]哈罗德・伊罗生著，邓伯宸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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