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中华读书报》的编辑，我们经常被人羡慕。很多人只能从文章和报端中揣摩和想像某一位前辈学人、或是大家学者的风范，而读书报的编辑却可以经常和他们照面，共同出游，甚至一起喝酒。正是有这么多的大家、学者一直在关注和扶植着中华读书报，当然还有几拨《中华读书报》才华横溢的编辑们的努力，读书报这棵当初
在“书评周刊”100期的今天，我很想讲几个关于书评周刊的作者的故事。
2006年，一个被称做“玄幻门”的事件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占据了各大媒体文化版面的头条，成为了当年的年度文化事件。事情的起因很简单――那年，正是玄幻小说大为风行的一年（当然现在也余势未歇），作为读书文化版面的编辑，我总想对流行的阅读趋势做一些深度的分析。因为流行阅读所折射的，恐怕不仅仅止于时代的文化心理，流行阅读所透露的，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微妙的吁求，社会的微妙而又深刻的变迁。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似乎是一个星期二的晚上，窗外已经黑了。星期二是读书报的签版时间，有时候会耽搁得比较晚。我一连打了两三个电话，对方都说忙。我心里清楚，首先，学者对网络小说――玄幻这个新兴的流行阅读领域是不甚了解的，要做评论文章，要花大量时间做准备工作；尤其是，对玄幻进行深度批评和评论，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又有多少价值呢？圈中人可能瞧不起，圈外人可能说你沽名钓誉，如果是批评（从文本价值而言，这几乎是确乎的），惹恼了“粉丝”们，夹枪带棒的一顿好骂是少不了的，科研任务、高校的考核本就很繁重了，前又有“韩白之争”余悸，这趟浑水还是不要踩的好。
本来已经有些失望了，但我还是坚持着给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陶东风先生打了一个电话。陶教授很直率，没有用“很忙”来敷衍我――后来碰到首师大青年教师张桃洲先生（当时他刚好在陶教授家），桃洲直言道，作为学科带头人，陶教授那段时间确实很忙。陶教授很直率地告诉我，他对玄幻没有研究，不知道能不能完成我拜托的“任务”；其二，他也说了真心话，“圈内人会觉得，你写这些东西干吗？还不如多读几部经典。他们总觉得玄幻文学不上档次，没什么研究价值，而且也不用靠这个出名”。在这里，我很想对后来那些骂陶教授“借机出名”的网络看客们说，其实陶教授在文学批评领域、文化研究领域已经很有名，他在圈中的名声也很好，因为笔快，还有“才子”之称。
回到故事中来。
当时我很是着急，我已经在担心这个专题是否能够做得成了，但我还想最后一试：“陶老师，如果有一千万的青少年在捧读玄幻，您不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阅读现象，而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了吗？”
电话那边沉默了，我知道，陶教授正在斟酌。过了一会儿，他说，好，我写。
刨去拼版、领导审稿、校对、出报等流程时间，我留给陶教授的写作时间大概只有六七天。他购买了2005年度“新浪网”评选出的“最佳玄幻文学”的前三名《诛仙》、《小兵传奇》、《坏蛋是怎么炼成的》（每套书都洋洋数百万字）进行细读，还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在网络上浏览了一些可浏览的玄幻作品，成稿《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6月21日，我将该文更名为《玄幻：时代的犬儒主义》在书评周刊的头版发表，陶教授以原名将文章发表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
接下来的事情都已经很清楚了。玄幻写手“围剿”，“叫兽”“村妇骂街”等人身攻击的话语就出来了；大批玄幻拥趸者“光顾”陶东风的博客，其话语之脏，在此不赘述。包括圈内人也挥舞起了批评的大棒，认为陶东风拿“文学”的标准去批评“商品”是可笑的，“玄幻”是无须认真对待的。后来大批媒体跟进，《玄幻文学遭遇“教授门”陶东风遭“围攻”》等报道集体制造了一个文坛事件。
平心而论，此次的所谓事件对陶教授还是造成了一定的伤害的，没有一位学者是愿意落入到一种堪似“骂街”的情境之中的。私下，他也曾经抱怨过我，说今后类似的讨论他就不参加了，但他始终没有对参与到对“玄幻”的研究中来后悔。“‘玄幻文学’的研究价值不在其文本的审美特质，而在其社会学的认识价值。我关注‘玄幻文学’，就是借此解剖‘80后’一代的精神世界以及导致这个世界出现的社会现实。”他后来反复强调。
玄幻的文学价值，其实已经无须讨论了，曾经盛极一时的“玄幻风”已经被“盗墓风”取代；清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病象而又过眼即逝的种种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并不只是一滩“浑水”，又有谁对此认真做了研究，并公开说一些有深度的话呢？陶教授的文章或许在某些看法上是有些绝对，但认真地去做一些极有可能让自己落入难堪境地的研究的学者并不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感谢陶教授，感谢这些真诚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
今年3月，海南出版社重出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除了以1999年全译本为基础外，还恢复了俄文版原版五六百幅插图。作为新闻记者和作家，爱伦堡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内战、西班牙内战、斯大林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格局形成等重大历史事件。同代人多已烟消云散，在1960年代写作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时候，爱伦堡几乎是硕果仅存的、曾经在巴黎见过列宁的“老革命”。不久，这部作品便在苏联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激烈争论，成为苏联“解冻文学”的代表作。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节译本在我国国内被列为内参资料，后被圈内人士私下传阅，对一代知识分子产生深刻影响，1999年海南出版社推出了全译本，然时光无情，再有品质的书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人・岁月・生活》的恐也不多了。我想，这也许是海南出版社重出《人・岁月・生活》的原因罢。
我决定为这套被“遗忘”的好书做一个专题，题目名都已经想好，就叫“爱伦堡的精神遗产”。看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先生1999年专为《人・岁月・生活》撰述的长文《沉重的记忆》后，我想一定要向雷颐先生约一篇文章。
约稿之时，不巧雷颐先生的儿子病发又住进了医院。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雷颐先生的儿子身患绝症，被迫从大学退学，且时时病发，每一次见到雷颐先生，他都神色如常，其实，他的心里又承担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苦痛。每一位学者其实也都和我们一样，世人的忧患苦痛，他们，一件不少。
话再说回来。雷颐先生说，他这几天可能要在医院看护孩子，文章怕是写不了了。我很失望，找到一位合适的作者确实不容易，但我又理解雷颐先生。编辑的本能让我多说了一句话，“为了让好书不再被人遗忘”。话出，雷颐先生缄默。后来，他说，我写这篇文章，但希望你们不要删节。三天后，我收到雷颐先生的文章《“把自己也给扔了”》，我更名为《知识分子遭遇“灵魂拷问”》，后刊出时最终定名为《遭遇“灵魂拷问”》，同时也要感谢蓝英年先生的赐稿《苏联史中被遗忘的部分》，两位先生的文章成就了“爱伦堡的精神遗产”这个隽永的专题（2008年3月12日，在“书评周刊”头版刊出）。
正是这些可敬可爱的作者们，支撑起了百期的“书评周刊”，支撑起了至今已经年满14岁的《中华读书报》。时间总是很快地过，疾如春风一度、杯酒泻地；感慨总是长久地在，缓似江湖夜雨、十年孤灯。纷纭时代，想长久地做好一份有品位的文化报纸实在不易。回望来时，筚路蓝缕；展望前程，想必更是风雨相伴。真诚希望在未来的办报旅程中，这些可敬可爱的读书报的作者们依然还能支持这份报纸，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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