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您在去年出版的专著《从传统到现代―――浙江模式的文化社会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辟专章阐述了区域工商传统与当代浙江经济发展的关系，这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陈：我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土生土长的浙江人，老
读书报：从您个人的经历看，当代浙江经济发展与浙江区域工商传统之间确实具有一种清晰的联系。
陈：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费孝通先生已经在《小商品大市场》中指出，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他发现，这种区域工商传统在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延续。“50年前的记忆，50年后眼前的市场，其间脉脉相通，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联系。”事实上，不仅在温州，在浙江的其他地区，都可以发现当代经济活动与区域工商传统的联系。比如，义乌的发展就经历了从传统的“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的过程；永康今日的“中国科技五金城”也是从传统“小五金”演化而来的；宁波今日服装产业的辉煌离开了“奉帮”裁缝传统，也无法得到解释。更耐人寻味的是，当代浙江富豪榜上的人物，有90％出身贫寒，被称为“草根浙商”，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从改革开放之初从事百工手艺、小商小贩活动开始发家的。
就工商传统而言，浙商与明清时期显赫一时的徽商、晋商又有显著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自清末民国初以后，虽然徽商和晋商的大传统（商业精神、经营理念、组织管理、心智素养等）已经被载入典籍并被学者作为研究的对象，但其作为特定地域群体生存和生活方式的小传统（民间商业文化传统和技能），则几乎已经湮没不彰了，人们已经不太能看出当代安徽、山西经济与徽商、晋商传统之间的联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浙江的工商传统虽然也在30年计划经济实践过程中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但当代浙江经济发展与历史上的民间工商传统之间，却具有一种清晰的传承关系。
读书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在历史上影响力不大的浙商传统在当代经济活动中得到了延续，而晋商、徽商传统却没有呢？
陈：在明清时期，浙江商人与晋商、徽商的商业经营内容，在许多方面是重合的，在经济活动路径或职业与技能的因袭性方面也有相似之处。比如，宁波商帮也经营绸布业、烟业、粮食业等，龙游商帮也经营盐、木材、烟叶、竹笋纸、甘蔗、茶叶等。但是，在传统浙商的经营内容中，最能体现地域特色，并且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具有因袭关系的，却不是与徽商、晋商相同的盐、典、木材、茶叶以及票号之类东西，而是“八仙过海”式的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等工商活动。从事这些工商活动的人，往往兼营手工业和商业、集手工艺人和商人角色于一身，所以可以被称之为“艺商”。
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将个体私营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以及对国民经济产生“拾遗补缺”作用来定位的。而手工艺和小商小贩等“艺商”活动，恰恰与这一定位相符，所以都是国家政策所允许和鼓励的。因此，改革开放之初的国家政策，虽然是一种普照之光，但在实际上，是特别有利于激发“艺商”的文化记忆或“惯例”的。尤其是在长期计划经济造成日用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艺商”的传统不仅似乎与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政策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而且因百工手艺、卖小百货等活动，可以满足国有经济难以满足的百姓生活需要，而具有一种特殊的优势。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盐、典、木材、茶叶以及票号的经营等属于徽州人和山西人的文化记忆或“惯例”，与改革开放之初的国家政策，却不具有天然的亲和性。晋商的“票号”，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现代社会的“银行”。在改革开放之初，开办私有银行当然是政策所不允许的，而且即使在今天，也是被政策所限制的。因此，山西人开票号的文化记忆或“惯例”，即使仍然得以存留，也会因遇到政策方面的壁垒而难以被有效地激发。而徽商和晋商的其他经营内容，在当代社会或者其重要性下降了，或者也或多或少地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遇到了政策的障碍。
读书报：归纳起来说，就是“艺商”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具有一种亲和性，而晋商和徽商的文化记忆和“惯例”却并不存在这种亲和性，因此未被政策环境所激活。
陈：不同的工商传统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具有或不具有亲和性，还只是其中的一原因。计划经济的边缘地位、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使浙江人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因而更富有自主谋生的意愿、自主创业的精神和自主创新的冲动。地处当代中国最富经济活力地区之一的长江三角洲，也为浙江人提供了特殊的地理上的机遇。这些无疑都是浙江人所从事的传统工商活动、文化记忆或惯例，得以绵延不绝的又一个刺激性因素。
然而，导致浙商、晋商、徽商文化记忆或“惯例”延续或不延续的一个更重要的秘密还在于：“艺商”传统的鲜明特色，是“手工技艺”与小商业的结合；而晋商、徽商传统则是“纯粹商业”性质的，不仅商人本身不是手艺人，而且他们的经营活动也基本上局限于商品的流通领域。应当说，经过几百年的商业活动历史，晋商和徽商的这种“停留在流通领域”的“纯粹商业”的传统，是相当成熟的。但从中国现代史来看，与浙商“工”与“商”相结合的文化传统相比，晋商和徽商“纯粹商业”传统，却是一种更容易中断的传统或一种更容易丧失的文化记忆。毋庸置疑，在长达30年的计划经济年代，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国有利于工商活动的社会环境，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而一种商业文化传统要得以延续，必须有一种学习的环境。既然晋商和徽商的传统，是一种“停留于流通领域”的传统，那么学习这种传统，延续这种传统，就必须在实际的商品流通领域。比如，只有经营票号才能学会经营票号，只有贩盐、贩茶、贩木才能学会贩盐、贩茶、贩木。可惜的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有利于晋商和徽商传统得以学习、延续、激活的纯粹商业活动的社会环境，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读书报：在计划经济时代，“艺商”传统有延续的可能吗？
陈：“工”与“商”相结合的艺商传统，不仅可以在社会中学习，而且也可以在家庭中学习。从“商”的方面来看，“艺商”的活动，具有个体的特征，在经营上要比票号、盐、典、木、茶等简单得多，因此具有易学的特征；从“工”的方面来看，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小五金、补鞋等，都是可以通过父传子，子传孙的言传身教而在家庭环境中得以学习的。因此，即使有利于工商活动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浙商“工”与“商”相结合的传统，仍然可以通过家庭而得以延续。
读书报：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与“商”结合的百工手艺人、小商小贩延续下来了，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又是如何成长为大商人的呢？
陈：这只有在当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才能予以比较充分的理解。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个没有手艺的人，事实上是很难在异乡生存的。计划经济实行一种特殊的用工制度，只有拥有当地城镇户口的人，才可能成为当地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对于一个没有手艺的外地人来说，在异乡惟一可能的谋生途径，就是成为企事业单位的临时工。在当时情况下，成为一个临时工，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改革开放初期，临时工的数额少，成为临时工的门槛高，必须通过走后门、托关系的途径。所以，尽管国家政策已经将发展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而予以提倡，但包括户籍制度和用工制度在内的长期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事实上又对异乡人的谋生活动、经济活动构成了一种限制和歧视。但是，“工”与“商”结合的百工手艺人、小商小贩，却可能独辟蹊径，冲破计划经济的这种限制，一个手艺人，可以通过弹棉花、修鞋、打金、裁缝等手工业等活动而在异乡得以生存。因此，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使浙江人在自主谋生意愿的驱动下，必须离开自己的故土，而具有一定的手工技艺，则使他们在离开自己的故土后，有可能生存下来。
如果浙江人永远停留于手工艺和小商小贩活动本身之中，那么今天就不可能形成“新浙商”及辉煌的浙江民营经济了。手工艺和小商小贩活动在中国工商史上的重大意义，就在于这些活动能使那些“艺商”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艰难环境中，作为“异乡人”在外地生存下来，从而能够发现各区域的不同物产和相同物产之间的价格差异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巨大商机。在此情形下，浙江的工商传统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裂变和创新。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弹花者、箍桶者、缝纫者、理发者、打金者、补鞋者以及挑担卖糖者、卖小百货者，在掘了第一捅金、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本以后，可能选择回家兴办与原来工商活动有关的家庭工厂，如补鞋者办起了皮鞋厂、打金者办起了五金厂等，也可能在异地发现新的获利机会后，不再继续从事原先的“艺商”活动，而是去从事能够给自身带来更大利润的新行业。
在这方面，永嘉桥头纽扣市场的兴盛，就很有说服力。1979年，据说是一位王姓的弹棉花郎在江西弹棉花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商机：一批处理纽扣。从此，他不再弹棉花，而是将处理纽扣带回桥头摆起了纽扣摊。一年以后，镇上的纽扣摊发展到了100多家。1983年初，永嘉县政府批准桥头镇为纽扣专业市场。1986年全镇有700多个纽扣店、摊，全国300多家纽扣厂生产的1300个品种的纽扣在这里都有销售。1985年，桥头镇人不再满足于单纯做买卖，他们开始用经营积累的资金办厂生产纽扣。1986年全区有430家纽扣厂，其中300家是家庭工厂。桥头纽扣市场的兴起过程，可以看作当代浙江“艺商”演进路径的一个缩影。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一家企业的兴起、一个专业市场的崛起，都可能与手工艺和小商小贩活动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的勃起，如果离开了义乌人鸡毛换糖的经历和永康人打金的历史，便会变得难以理解。
读书报：这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陈：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多数浙江的手艺人、小商小贩流动到异乡，并非志在成为大商人，他们的动机往往十分简单，就是如他们的先辈一样迫于生存压力而去谋取糊口之资。但是，一个可能是非常偶然的因素，改变了他们的传统路径。当在外地谋生的手工艺人和生意郎发现了新的商机，不再弹花、箍桶、缝纫、理发、打金、补鞋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而是去从事能够带来更大利润的行业时，从传统“艺商”到“新浙商”的转变便已经悄然发生。
读书报：在“新浙商”中，并不是每一位都具有手工艺和小商小贩活动的直接经历。
陈：是的。但在外地谋生的手工艺人和生意郎的赚钱效应，会急速地向其他人群扩散。也就是说，当那些闯荡异乡的人财运亨通时，浙江的其他当事人会通过对他们的模仿，以谋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浙江“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专业化特色产业区的形成，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浙江专业市场的形成。很明显，今天在义乌中国日用商品城以及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中的经商者，并非每一位都具有“鸡毛换糖”或“打金”经历，但是，“鸡毛换糖”者或“打金”者的新思想和新的做事方式及其“赚钱效应”，无疑会对其他人产生了一种“示范”的效应，从而使“新思想和新的做事方式”进入迅猛扩散的阶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起眼的“鸡毛换糖”会演变成举世瞩目的“国际商贸城”，涓涓细流的“小五金”会演变成波澜壮阔的“中国科技五金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