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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时代”的写作应该是“道德写作”

2008-07-09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龙口市港城大道 尹鹏志 我有话说

汶川大地震的灾难和全国人民抗震救灾的英勇精神,极大激发人们创作热情。大量感人肺腑、激荡人心的好诗文不断涌现,而《齐鲁晚报》的一首名为《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却引发了许多读者的反感。

无论天灾还是人祸,灾难总会对文学艺术产生巨大影响。面对灾难,作家应该保持凝重,而不可有丝毫虚浮。王兆

山这首词让读者反感的不是“左军叔,右警姑”之类轻佻的语言,而是作者缺少对亡者的基本尊重。当灾区人民还沉浸在失去亲人的伤痛里,王先生“纵做鬼,也幸福”的欢呼,突破了大多数人内心的道德底线。

文学艺术的根本是“人学”,而在灾难中人性最能得到充分的展示。给灾难中受伤的心灵以抚慰,提振人们救灾重建的热情和勇气本是文学艺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当我们还在为那些从废墟里刨出来的孩子悲哀的时候,王先生却以“纵做鬼,也幸福”来为死难者代言。这种只有媚权,没有人性的作品自然招致强烈诟病。

灾难是文学的经典母题之一,因为灾难能逼视出人性的真实。大地震之后,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领袖的诗歌也不在少数。《总理的声音》、《总理,您别哭》等诗歌由于很好抒发了人民所思、所感而广为流传,而这首《江城子》在人们哀痛未平之时就“高歌猛进事”,缺少对生命的基本尊重自然遭到人们的谴责。

灾难是一面镜子,照出人性的真实。灾难是衡量作家的砝码,测量出某些作家理性思考的欠缺或心态的幼稚。如果作者真的站在灾区人们立场上,真能体味逝者亲人的心情的话,就不会说:“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了。如果一个作家连对这样的灾难都冷漠了,那么他就不配拿起手中的笔。

文学是包容,但任何包容都不能摒弃最基础的人性道德逻辑。“地震时代”的写作,其实无一例外都是一种“道德写作”。人世间最可宝贵的是生命,地震中的遇难者因此最悲惨。当“纵做鬼,也幸福”这样感慨堂而皇之地登上报纸版面,不仅严重伤害灾区人民感情,也令文学蒙羞。面对媒体的批评,面对读者的质疑,无论是作者还是媒体都应该思考如何重新回归“道德写作”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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