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可以选择退出的，但我不甘心。我做到了这个年龄的女演员所能做的极致，却再也不会像年轻时那样耀眼。大概只能如此了，就像罗大佑唱过的一首歌：“等到青春终于也见了白发，此生终也不算虚假
。”只有当美丽和激情耗尽，积淀下来的，才是真实而完整的人生。
凡在上世纪80年代关注过《大众电影》杂志的人，大概都还记得电影《漓江春》的专题报道。那一期“封面女郎”就是我，影片中漂亮的华侨女儿，在那个质朴的年代里显得格外夺目。那幅剧照，印证着我的青春年华，更透着一种骄傲的姿态――在最初10年的表演生涯中，“女主角”三个字仿佛是独独属于我的标签。虽然因为当时的传媒条件所限，谈不上大红大紫，却也是十足令人瞩目的。
但是对于自己，我一直有种清醒的认识，女演员的艺术生命有多长久，关乎演技，关乎内涵，更关乎容貌和年龄。所有的人都会被年轻姣好的女孩子吸引，愿意为她们的美貌买单，而人到中年甚至老年，仍然活跃在影视圈的女演员，不过是特别幸运的那几个。当最最红火的那些日子不复重来，我常常感到“年华老去”的无奈，尽管我与真正意义上的“老”还距离很远，现实却一再地打击我，让我怀疑，我是不是走不出低谷了？
和远征结婚的时候，他刚刚拍完《针眼儿警官》，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演员。走在街上，很多陌生人和他打招呼：“小邵！”也有一些热情的女孩儿冲上来说：“你是邵井吧？给我签个名！”完全无视我的存在。一开始我并不介意，更多是为远征感到骄傲，但是时间长了就难免有些不高兴：经我允许了吗――你们上来就对我老公搂脖抱腰的！
当时，我自己的事业正处于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时期。演漂亮姑娘，我已经不再年轻了，演妈妈演奶奶，好像又不够资格。不仅仅是外表和年龄上不够资格，更关键的是，虽然我少年成名，十几岁就当上了电影里的大主角，但一向演的都是“花瓶”，投资方和导演并不认为我能胜任那些上了年纪的、有深度的女性角色。我正在一步一步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
所以新婚的甜蜜并没有持续多久，我开始和远征吵架了，导火索都和我们自身无关，全是些莫名其妙的理由。
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刚刚坐下，只见一个中年男人打老远就笑容可掬地朝远征走过来，边走边说：“冯远征！幸会幸会！”走到跟前，用力地握住远征的手，“我特别喜欢看你的戏！”
一开始我们听到人家直接叫他的名字，还以为遇见了熟人，后来才明白是一个陌生的观众。于是远征也忙不迭地笑着说：“你好你好！谢谢谢谢！”
那人真是个急性子，或者可能还有什么事要忙，几乎没等远征把话说完，就转身走了，走出两步又回头说了一句：“继续努力啊哥们儿！”
从头到尾，这位热情的同志连看也没看我一眼，好像我是空气一样。我有点儿挂不住了，又没什么发作的由头，便等人家走远后沉着脸质问远征：“你为什么不向他介绍我？”远征愣了一下，不太懂这股无名火从何而来，但还是立刻好脾气地安慰我：“哦，我忘了，对不起。”
从那以后，远征好像理解了我内心深处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并且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它，因为触碰它就会触痛我。
曾有一个朋友跟他开玩笑说：“远征，下次出来玩儿别带着丹妮，不方便。”他很认真地答应：“好吧，不带她。”随即又说，“但是我也就不去了。”
在我们婚后最初的两三年，我以他的蒸蒸日上为荣耀，也为自己的事业低谷而惋惜。尤其是在某些公众场合，当我走在他身边时，竟然会有无礼的工作人员伸手将我拦住，“你是谁？你是他的经纪人吗？”这种时候我是深感痛楚的。
身边很多做全职太太的女朋友都劝我：“你老公现在这么有出息，你就享福好啦！美美容啦，喝喝茶啦，还争什么嘛？他的不就是你的？”话虽没错，但我觉得她们不理解我。
终于有一天，我的事业出现了转机――北京人艺接纳了我。我做梦也不敢想，阔别5年之后，自己还能回到话剧舞台上，而且是人艺的舞台。不过，另外一件事也是我没想到的，我这个铁路文工团曾经的“台柱子”到了人艺，再也不是一线女主角了。
在人艺，我演的第一个角色是话剧《古玩》中的“水珠儿”――这部男人戏中戏份最重的女性角色，却也是和我过去所饰演的美丽高贵的女人完全不同的角色。水珠儿是北京胡同里一个风骚、泼辣的小妓女，领口整天敞开，一根红色的裤腰带分外招摇。头一句台词就是：“爷，这地方是灯影儿里的活儿，您老人家可好，这一大清早就把我们给提溜起来了。”
这个角色让我在心理上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历练。曾经，我演的是《奥赛罗》里的苔丝德蒙娜，《漓江春》里的漂亮女主角，可是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些美丽优雅的角色与我无缘了。人们不再了解我的过去。在人艺，我只是一个新面孔，我的第一场表演，所有的领导、同事，还有剧院门口打扫卫生的阿姨、卖糖的大妈，统统都会来看。假如我演得不好，一定会被淘汰的，没有人想到“这个角色可能不对她的路子”；而即便演好了，也只是尽到了“一个老演员的本分”而已。
我该怎么办？人艺不是学校，导演也不是老师，没有人教我具体的台词怎么说，动作怎么做，人物的感觉怎么去把握。这时候，远征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帮助。他一向认为，女演员迟早会经历一段事业的真空期，而在转型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自己调整心态，身边人的态度也不可忽视。
他和我一起分析剧本，帮助我揣摩角色，给我讲老北京的传统习俗，帮我练习台词，像“提溜”、“寻个宿儿”、“装什么丫挺的”这些京腔京韵的俗语，他一句句教我吐字归音，让我放下心理负担。他像一个最有耐心的老师，面对着一个不那么伶俐的学生。我有时候做得不到位，很怕他“呲儿”我，按理说一家子，彼此脾气大点儿也正常。但他从来不会这样做。他担心自己如果不能控制情绪，对我太严厉了，我会更加失去方向感。
我不能让远征脸上无光，不能辜负剧院领导的信任，更不能辜负自己多年的等待。“我一定要演好！加油!”在心里为自己打气的时候，我学着日本漫画里的人物，把胳膊抡了又抡。
在我演过的所有“美丽女人”中，唯一和这个角色沾边的，是《康梁变法》里的清末名妓赛金花，我找出当时的剧本、剧照，以求温故知新。而《康梁变法》毕竟是电视剧，如何在话剧中演活一个妓女，如何在舞台上一群大男人中间，突显出“水珠儿”这个角色，依旧是个棘手的问题。我遍寻众多文学作品中的“妓女”形象，最终锁定了《复活》中的女主人公玛丝洛娃，决定让“水珠儿”借鉴她那双斜睨上挑的火辣辣的大眼睛，微张的挑逗的嘴，以及疲惫慵懒的神情。我还为“水珠儿”设计了一个贯穿道具――手帕，用上了我幼年练就的“手绢功”，通过不经意的咬帕、玩帕、甩帕，来体现她的风情万种。“水珠儿”有一场抽烟的戏，我就学着抽烟，可是在舞台上一着急就点不着，还有好几次把我自己给烫了。
有一天谢幕后，我正在卸妆，一个刚刚看完戏、来后台找远征的朋友跟我打招呼：“丹妮，你干什么来了？”
我说：“演出啊。”
“哦？是刚才那场吗？哪个是你啊？”
当他听说我就是那个婀娜多姿的“水珠儿”，万分惊愕，“天哪，丹妮，你居然能演这样的角色！”
著名的旅美表演艺术家卢燕当时正好在剧院，她看了这场戏，也不禁感叹：“这是丹妮演的吗？她平时多乖啊！”
当我在影视表演方面最低迷、连续几年都没有遇到我喜欢的角色时，远征曾经说：“幸好你还有人艺，幸好你还有话剧。”的确，在人艺，我经历了一些与过去天壤之别的角色，她们让我寂寞，茫然，痛苦，矛盾，但也逼迫我正视现实，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回过头看，这个坎儿过得非常艰难。
这种挑战对我而言是残酷的，它完全颠覆了过去几十年中我对自己的认知。但是我相信，作为一个长得并不难看的女演员，如果连真正的“丑角”都能演好，让魅力发自角色本身，那么，我就可以无所畏惧了。2004年，就在我忘记了自己的美丽而甘愿探求“平凡的世界”时，我等到了自己话剧表演生涯中最重要的角色――《全家福》中的春秀婶。
《全家福》全剧7幕大戏，讲的是北京“灯盏儿胡同9号院”中邻里几代人生死沉浮、悲欢离合的故事。春秀婶作为院里的“居委会主任”，30岁到80岁的人生全部展现在舞台上，每一幕都要实现一个10年的跨度。它是一部地地道道老北京的传统正剧，但是就像人艺所有的正剧一样，无论导演定的基调还是演员的发挥，都不会将一个严肃话题以沉重的方式来表现，而一定是轻松的，有趣的。观众看到的是一群善良的人们，在苦难中奋斗着，在矛盾中碰撞着，在世俗中憧憬着。
我并没有老老实实地按照“正剧”来演绎春秀婶这个人物，按照我的理解，她应该是严肃中的调剂，沉重中的轻松。每当故事发展到催人泪下的情境，春秀婶就要挺身而出，言行举止夸张而好笑。比如，街上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她从院里蹲着的人群中一跃而起，安慰大家这是在“放卫星”；王满堂媳妇生小孩儿，她把自己多年未生养的儿媳妇推进去现场学习，“对你自己是个鞭策”；王满堂听说老院子要拆迁而痛不欲生，她高举一个刚搁过面条、沾满面粉的“盖帘儿”迎向前方，“历史的车轮是挡不住的。”
传统意义上的街道大妈往往是讨人嫌的，她们板着脸训人，没事找事，上纲上线，而我所饰演的春秀婶却是一个生动、风趣、可亲可爱的女人，是一个有光彩的“老娘儿们”。《全家福》使我得到了全国话剧的最高奖――金狮奖。每一次谢幕，观众给我的掌声都那么热烈，那么特别。我能从中听到他们对我的认可和鼓励。在掌声中，我想起远征曾经对我说的一句话：“一个女演员，如果忘记自己的美丽，你就成功了。”
我9岁开始登台表演杂技，算起来，舞台生涯占据了人生中的绝大部分时光。而我的艺术道路又是那么不平坦，时代、家庭的变故使我经历了几番起起落落。我早就可以选择退出的，但我不甘心，我就是那么喜欢在舞台上、镜头前演绎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命运。我也越来越明白，尽管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做到了我这个年龄的女演员所能做的极致，却再也不会像年轻时那样耀眼。大概只能如此了，就像罗大佑唱过的一首歌：“等到青春终于也见了白发，此生终也不算虚假。”只有当美丽和激情耗尽，积淀下来的，才是真实而完整的人生。
本文摘自《如果爱》冯远征、梁丹妮著，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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