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多慈《油绘自写像》，作于1934年前后。
1930年的新年，在孙多慈的印象中，不明不暗，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带着一种灰调子，说来就来了。元旦当天，她拉
几天后，父亲朋友从南京带来口信，说他们将方方面面关系疏通好了，孙多慈他们一家，可以到老虎桥监狱，探望分开三个月之久的父亲。
母亲孙汤氏带着他们三兄妹，连夜坐船到了南京。从下关大轮码头下船，踏上南京城的街道，孙多慈突然有一种亲切之感，她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未来命运如何，但她感觉，这座城市，与她，与他们一家，肯定有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牵扯。
原以为父亲肯定是一副萎缩潦倒之象，甚至想像他完全变了个人：两颊瘦了下去，眼睛也凹得多深。在家里基本看不到的胡须，又深又长，挂满两腮。关键是他眼中充满激情的锐气消失了，替代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甚至是绝望的惆怅。但让孙多慈没有料到的是，三个月的牢狱生活，不仅没有打垮父亲，反而在他身上，生出一种以前所没有的威武不屈之气。
顺着长长走廊走过去时，父亲正在斗大监室之中，消消停停地与监友下棋，看他神态怡然自得，根本没有把自己当作是阶下之囚。明明知道夫人带着三个孩子来看他，也不回头，倒是他的监友一再提醒，并且把棋盘推了，这才逼他回转身来。
看见父亲，孙多慈鼻子一酸，两行泪水夺眶而出。
“你这傻孩子，哭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你接受不了你眼前的事实。我理解你，但不支持你，不仅仅如此，我还要批评你。为什么，从小就和你讲过，人的聪明才智是天生的，但也得于后天的艰苦磨炼。家庭变故，人生坎坷，环境恶劣，是坏事也是好事，它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磨炼人，造就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只有这样，才能修养人格，坚强意志，致力学问，创造事业。只有这样，才能至大至刚，塞乎天地。只有这样，才能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你懂吗？”
孙多慈半跪在父亲身边，一脸泪水，拼命地点着头。
1930年是孙多慈命运转折关键之年，随着高中最后一学期结束，她在安庆女中的学业全部完成，面对她的，是崭新的大学生活。报考什么学校，选择什么专业，早在高三之前的暑假，父母就和孙多慈，以及她的老师，做了细致的商量，当时定的目标十分明确，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可突然发生的家庭变故，打乱了她的生活环境和学习心态，短短两个多月下来，各课成绩直线下滑，甚至到了雪崩地步。别说报考全国一流的国立中央大学了，即便是省立安徽大学，也还要看她最后的努力。
从南京回来，这种状况依然无法改变，孙多慈也知道父亲所说的一切，但要真正安下心来，非常困难。
事情在这年春天发生了转机，4月的一天，父亲孙传瑗意外地被放出来了。事先孙多慈并不知道，放学回家，见客厅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上前一看，竟然是父亲，就快活地“啊”的一声大叫，把父亲死死抱住，生怕别人再把他从自己身边带走。
坐下来细谈，话题很快就绕到孙多慈报考国立中央大学的准备情况上来。“怎么样，你有多大把握？”
孙多慈难为情地笑笑，怯怯地伸出三根指头。小姑娘略略迟疑，还是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父亲，“如果今年能考上中央大学的中国文学系，那更好，如果考不上，我想改学绘画。先在中央大学旁听一年，明年再考。”
父亲很意外，“你什么时候有了这个念头？”
孙多慈淡淡一笑，没有深说。
其实孙多慈早胸有成竹。
元月上旬，孙多慈去老虎桥监狱探望父亲期间，恰逢中央美术会画展开幕，孙多慈那天正好路过，完全是无意识的，也随人流走进了展览大厅。在展馆第二室，一进门，她就看到了挂在中心位置，尺幅最大，色彩最艳，也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油画《田横五百士》。
在这幅巨画前，她不知道究竟站了多长时间，她只知道，她被画作右上角那片蓝色深深打动了。“蓝”是深邃的天空，其大可以包容一切。由“蓝”而衬出白云，浓烈而突出，与“壮”之意相互呼应。画面上的所有人物，因有深邃的天，浓烈的云，从而形象高大，心胸高远，言行举止也有了“壮”的威武，“壮”的雄健。
晚上回到旅馆，在《中央日报》上，她读到了紫天《徐悲鸿的画》这篇文章：“《田横五百士》是描写汉帝遣人招抚田横，田横与五百士作别时的情景，此刻田横心中充满说不出的悲痛。至于五百士，也知田横此去凶多吉少，在伤别离之外，一方面愿他平安归来，一方面又愿他不屈不挠，所以此时的情绪最激昂，最含蓄，最幽郁，最深沉……”由此她也深深地记住了一个注定要让她记一辈子的名字―――徐悲鸿。
去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旁听西画的念头，就是在这一刻产生的。
1930年，孙多慈和同学李家应一道，到南京报考国立中央大学。父亲本来要陪着她们过来的，但孙多慈坚决不同意，她认为她自己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国立中央大学的大门，类似法国巴黎的凯旋门，不过结构上要简单些，造型也很平淡，更谈不上什么大气势了。它由四根方形立柱为支撑，宽约十多米，高在六米左右，单单薄薄的孙多慈从下面走过，显得十分渺小。穿过大门，大道笔直，远处圆形的带堡状屋顶的建筑，别有一种欧洲风情。
迈进中央大学大门的那一刻，孙多慈的心，就有些怪怪的，并不是慌乱，也不是兴奋，而是一种黏黏的如胶状的东西，还没等她做出反应，一下子就把心给吸住了，牵引着她，迫使她不自觉地跟着它走。多少年后，孙多慈反复回忆到这一细节时，最终明白，那就是冥冥之中，爱情对她的呼唤。
孙多慈报考的，是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考试的感觉就不是很好，即便是孙多慈擅长的写作，也始终找不到感觉。来南京报考中央大学的考生，高手如云，孙多慈那点才华，本来就不是特别出众，这种才华又只显露了二分之一，自然无法与强手一拼。结果在意料之中，孙多慈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新生录取名单上。
从南京回来，孙多慈情绪很沉闷，把自己关到房间里，成天到晚只知道画画，连饭也是弟弟孙多括送进来。前后折腾了大概有半个月，这种低落的情绪发泄完了，再从屋里出来，她也换了个人，身子瘦了一圈，脸色也苍白如纸。
父亲见怪不怪，“情绪调整过来了？调整过来就好。那就去办该办的事吧。”说着，递过来一封信，信封上的收件人，是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宗白华教授。
“筹办安徽大学时，也想请宗白华来安庆执教，是我去南京找的他。这两年我们多有交往，也和他说过你报考中央大学的事。你去南京找他，他会帮忙的。”
“你现在大了，路要自己走。爸爸也只能帮你引引路了。走好走坏，你自己把握，只要不让爸爸失望就行。”孙传瑗极力显得平淡显得轻松的话语，让孙多慈非常感动，她的鼻子酸酸的，突然想紧紧抱住父亲痛哭一场。
半个月后，孙多慈独自来到南京，到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找到了宗白华教授。
宗白华果然对安庆小老乡特别热情，知道是孙传瑗的女儿，更生出许多爱怜之意。“可惜了，可惜了，如果不是你爸爸出事，考到我们大学来，会有什么问题！”又说，“去年暑假到安庆，见到了你们女中校长，说到你，一口一个‘好’字！”
孙多慈把父亲的意思说了，想请宗白华能帮她引见潘玉良。
宗白华说：“潘玉良我还真不太熟，不过既然决定到艺术专修科来旁听，最好直接找徐悲鸿教授，跟在他后面，才能真正学到东西。”
孙多慈一双眼睛睁得多大，“你是说徐悲鸿……不会吧？他那么大名气的画家，能收我？”
宗白华笑了起来，“别人找他可能不行，但我宗白华去找他，他绝不敢说一个‘不’字！你放心，这事我给你打包票了！”
第二天上午，宗白华带着孙多慈，来到艺术专修科徐悲鸿画室。徐悲鸿正在作画，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宣纸上，三五根青竹，两三块残石，立在一旁的，是一只栩栩如生的大公鸡。徐悲鸿左手撑腰，右手高高提着毛笔，正考虑往画上题什么款。见宗白华进来，并不搭理，锁着眉头思索了会，便“刷刷刷”在画上落下两行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何不喜，惜未见也。”反复看看，很满意，又极其痛快地在后面补上“庚午夏日悲鸿”六个大字。然后，笔一甩，朝宗白华扬扬手。
宗白华把孙多慈推到他的面前，“我这个安庆小老乡，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
徐悲鸿上下打量了一下孙多慈，并不是太在意，他对宗白华说：“你老兄是美学教授，推荐学生来旁听西画，我敢有什么意见？”又问孙多慈，“以前画过些什么作品？”
孙多慈把特意准备的她认为还说得过去的一些习作递了过去。但徐悲鸿只是随手翻了翻，就把它们丢到一边了，“过去拜过什么老师没有？”
孙多慈犹豫了半天，小声说，“安庆有个画家，叫阎松父，跟他学过一阵子。”想了想，又补充道，“北平画家萧谦中到我们家时，也给他看过。”
徐悲鸿皱了皱眉，“西画和国画路子不一样。以后再说吧，也许能学得出来。”又说，“听说你是报考中国文学系没有录取，才改主意来我们艺术专修科旁听的？”
孙多慈点了点头。
“这不好，”徐悲鸿似乎有些恼怒，“这把我们艺术专修科放到什么位置上了，是其他系的残羹剩饭？”
孙多慈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徐悲鸿见状笑了起来，“到底是孩子，一句玩笑话就当真了。放心，没有事的，我要是真生气，还会答应你吗？”又向宗白华嚷道，“你看你这个小老乡，多大出息，进来这么长时间了，连正眼都不敢看我！”
孙多慈确实不敢抬眼和徐悲鸿直视。她觉得她现在面对的，不仅是著名画家，是大学教授，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复杂身份。她有些茫然，有些慌乱，她不知道这影响她一生的关键一步，到底需要不需要勇敢地迈出去。
本文摘自《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张健初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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