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北京大学学士、硕士，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博士。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比较历史社会学等。著有《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
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等。
日前，由高柏教授主编的“当代经济社会学丛书”（包括《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市场的结构――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打造产业政策――铁路时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报特约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读书报：您主编这套“当代经济社会学丛书”主要用意是什么？
高柏：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大背景下制度建设的需求。这套书为研究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制度主义的视角。
为什么对制度的研究十分重要呢？以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为例。世界银行曾在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里列出一个国家的最低限度职能、中级职能以及更积极的职能。国家最低限度职能包括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和保护穷人。公共物品除了国防、法制、产权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管理之外，还必须包括公共健康。而保护穷人的措施则包括反贫困项目和灾难救助。国家的中级职能包括通过支持教育和保护环境解决外部性问题，规制水电煤气电话的供应以及反垄断，通过提供保险、规制金融业和提供消费者保护来解决信息不对称，以及通过提供具有再分配性质的退休金、家庭补助和失业保险来提供社会保障。国家的积极职能则包括培育市场和产业集群，以及进行财产上的再分配。
按照这些标准，中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与世界银行的标准相比处于倒置状态。中国各级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产业集群等方面做得远超许多国家，这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在9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在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这个基本职能方面全面撤退，这种做法导致了中国社会高储蓄与低消费并存，其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无法由出口驱动转为内需驱动。至今为止，中国政府在行使其中级职能方面还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不仅国有垄断企业的霸王条款经常成为消费者抱怨的对象，在为基础教育投资、反垄断、规制银行业、提供社会保障方面也有巨大的改善空间。这些都要求中国的经济社会学研究者对制度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套丛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
读书报：解决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问题为什么还需要经济社会学的视野呢？
高柏：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都不是只有经济学才能研究解决的。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经济政策的社会学意义给与足够的关注，我们可以避免很多问题的出现，或者把它们限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
改革开放的实质是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释放市场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在中国的学术舞台上变成显学，承担了解释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发展、如何才能制造财富的使命。然而，经济学在本质上重视资源配置的效率，它关于理性行为的假设，个人主义方法论，以及重视建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对我们认识当前中国的转型有一定的限界。而经济社会学中的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恰恰在这些方面有它独到的地方。根据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比较优势基于先天的、外在的自然禀赋，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日益衰落，任何影响竞争的非市场治理机制都应该取消。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的观点完全相反：它强调理性是社会地建构的，认知因素影响一国对自身比较优势的界定；它认为国家在全球化的时代仍然对一国经济发挥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它还主张市场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手段，非市场治理机制可以对建设和谐社会和自主创新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当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化的钟摆运动从一极向另一极回摆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开始转型时，这几点尤为重要。因为在历史上，当全球化发生逆转时，各国总是依靠国家与非市场治理机制来应对市场失败导致的大危机。
读书报：您提到全球化的过程在从钟摆的一极向另一极回摆，具体涵义是什么？
高柏：目前，全球化的过程正在从钟摆的一极开始向方向相反的另一极回摆。这种回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金融扩张后，出现一场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的风险大大增加。泛滥的流动性过剩已经把美国拖入次贷危机，把越南拖向崩溃的边缘，把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的股市，拖向大幅震荡，并正在制造全球性的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二是发达国家的政策范式开始由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回摆，贸易保护主义在许多国家抬头。这种回摆将对自由贸易体制有巨大冲击，支撑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金融体系与国际贸易体系都有可能出现重大变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过去几年里的转型是整个全球化过程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改革开放向前推进得很快。这个阶段恰恰是全球化的上升期。在这个阶段里，中国经济的核心是打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解放生产力，释放市场力量，全面参与全球化。中国政府推行改革开放，不仅积极地转变自身在经济治理中的干预方式，更重要的是在很多方面减少自身干预经济的范围：一方面中央集权开始向地方分权转变，另一方面在许多经济治理机制中，传统的政府角色开始被市场取代。为了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把提供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保护社会的责任大大减少，并把这些负担转嫁给个人，而把公共投资集中在与生产有直接关系的基础设施上。
在21世纪初，中国又开始面临全新的外部环境：西方国家不仅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也要求中国将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驱动转向内需驱动。在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中，中国将如何建构自身的竞争优势？受西方影响的主流经济学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评。人们开始认识到经济的确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必须引入社会的变量。和谐社会与自主创新等新的经济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这些变化的全新认识。
这种认识对经济社会学而言有两层含义，一是正像经济增长的提法已经被经济发展取代一样，经济生活中效率只是诸种目标中的一个。当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发展生产力时，效率可以是首要目标。但是，当转向社会保护时，首要目标就可能是公平，而非效率了。二是经济生活不仅仅是依靠市场或社会网络就可以治理的。代表公共利益的制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读书报：这套丛书的主要特点是什么？读者对象包括哪些人？
高柏：这套书注重理论知识和实践的结合。我在主编这套丛书的过程中特别注意选一些比较好的实证性研究，因为我们看到国内学术界目前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之间割裂较大。我们介绍好的实证研究的目的是：第一，从实证的层面显示，不仅研究市场经济的理论是多样的，而且市场经济形态本身就是多样的。第二，我们想显示在具体的实证研究过程中，如何把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实证材料结合起来。这套书可以起到示范的作用。
这套书不仅适合经济学、经济社会学专业阅读，也适合政治学、比较国际经济与政治以及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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