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康慨报道如果我们可以把布克奖得主称为“布客”的话，那么，在该奖39届（40年）的历史上，总共产生了41位布客――1974年和1992年各有两位作家分享了当年的大奖，其中既有拉什迪这样“布客中的布客”，以及库切和戈迪默这些已被诺贝尔文学奖再次确认的大家，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布客，当
此番“最佳布克奖”的三人评委之一约翰・穆兰（John Mullan）7月12日在《卫报》撰文，认为1981年获奖的《午夜的孩子》是布克奖历史上的分水岭，这不仅是因为当年的颁奖礼首次开始进行电视转播，而且它还给英国文学注入了一种新的动力――很快人们就发现，他们迎来了丰收的文学十年，文学潮流和读者口味亦随之大变。
1969年的首届布克奖颁给了PH・牛比（PH Newby）的《需要承担的某事》（Something to Answer For），不幸的是，它现在一点也不牛了，早已从市面上告退，不再印行。牛比先生亦封笔多年，转而在BBC电台搞制片。他本人似乎也有自知之明，在多年前的一个采访中，他说写小说尽管很快乐，但这些作品恐怕在他死后就会被人忘掉。
1975年，大卫・斯托雷（David Storey）以《塞维尔》（Saville）获奖，此书以现实主义笔法，冗长而细密地描写了西北矿村一个工人子弟的阴冷青春，长于堆砌素材而不是刻画人物与抒写心理，让人想起那些已遭遗忘的大部分战前文学作品。
穆兰此番借评委之便，回头阅读了40年来的“布客”作品。他认为第二届布克奖得主――伯妮丝・鲁本斯（Bernice Rubens）的《获选成员》（The Elected Member），由于故事不好看，现在也极少被人提及，1972年得主――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G》则更像一篇关于小说写作的论文，缺乏生动的叙事，其“实验性”的叙述技巧，现在看来则有故意卖弄之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1970年代的所有获奖作品都已过时，在穆兰眼中，1973年的《克里希纳普围城记》（法雷尔），1974年的《自然保卫者》（戈迪默）都是流芳之作。以法雷尔为例，“最佳布克奖”的决选名单公布之后，在伦敦的福尔书店，《克里希纳普围城记》一直都是这六本书里面的最畅销之作。35年之后，法雷尔重新交了好运。这既证明了人民的健忘，也表现出他们非常愿意去重新发现那些被忽视的现代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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