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美］肯尼斯・F・基普尔主编，张大庆主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260.00元
最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州立鲍灵格林大学肯尼思・F
1.在《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纵览古今、横贯全球的学术视野中，我们可以认识疾病在历史长河中绵延的轨迹，在地理疆域里扩展的分布。
这部著作用近一半的篇幅讨论了从史前到现代各个历史时段人类主要疾病的演进状态，时间跨度横亘万年；视野及于欧洲、亚洲、非洲、澳洲和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病种涉及从旧石器时代的创伤到当代的艾滋病等人类主要的疾病……包涵的内容十分丰富。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以一定的篇幅，多次介绍中国疾病史的情况。有的内容甚至是国内学术著作都很少提及的，例如介绍了：“东亚中世纪时期最有影响的疾病观的核心――‘三尸’理论。这种理论起源于中国，时间不晚于公元前4世纪早期，到了唐代趋于成熟。”（第49页）“三尸”理论来源于道教思想，在葛洪的《抱朴子・微旨》中有论及，但一般书籍介绍不多，相关文献也很少。这样的史料，《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收录其中，可见其内容详实丰富。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通过对西方和东亚的疾病概念，以及精神病、性异常疾病、心脏相关疾病和癌症等概念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了关于这些概念的不同学术观点、历史形态和地理差异，揭示了人类对“疾病”概念的认知过程。其中，既有作者对史料忠实的记载，也有作者理性思维的火花。
2.将疾病史放在医学地理、疾病生态、社会环境之中予以综合考察，展示了医学的人文社会属性，体现出作者立意高远的写作意图。
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流行是一个复杂事件，大多数疾病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人们必须考虑到影响疾病和健康的社会、环境、生态、政治、经济、宗教等诸多因素的作用。因此，仅仅从生物医学入手研究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途径是远远不够的。在详尽的分析了心脏病的概念、诊断、风险因素、地理差异和研究进展之后，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心脏长期以来一直在范围更广泛的西方文化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心被视作情感之所在，正如‘破碎的心’、‘心的罪行’、‘流血的心’以及‘变心’这些表达方式。心也是力量的源泉，如‘提起精神！’（Take heart！）或者‘你必须振作起来！’（You have got a have heart.）心被比喻为事件或注意力的中心，如‘国家的心脏’或‘问题的核心’。最后，从隐喻上和字面上，心都被视为生命的源泉，它的衰竭被认为既是死亡的原因，又是死亡的标志。”（第87页）作者意图告诉人们：健康和疾病的问题不单是医学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和宗教问题。因此，跨学科、多视角地研究疾病和健康问题，“将不仅增进我们对医学史的理解，而且将增进我们对整个历史的理解”。（第87页）
在通过不同学科、多维视角综合考察医学的同时，《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的作者十分注意引导读者透过疾病现象审查社会原因。在分析了营养缺乏症致病因素时指出：“营养缺乏症如坏血病和脚气病等的致病因素也已经查清了……营养不良的问题现在主要是政治和经济问题。”（第130页）
3.《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在治学的方法论方面的特征，突出表现在对史和论的关系的处理，对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医学特有的方法综合运用等方面。
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学是认识人类疾病史中蕴涵信息的科学工具。《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在运用科学方法的方面，有着不凡的表现。例如，在研究为什么不同时期产妇死亡率会不同，为什么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的产妇死亡率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等问题的时候，《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运用历史流行病学的方法，分析了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产妇死亡率产生影响的临床、社会、政治、经济、地理等因素，从而保证了结论的可信和真实。（第189页）
人文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是《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在方法论方面的特点。全书贯穿“疾病生态学”、“疾病地理学”的理念，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考古的方法、地理分析方法、哲学分析方法、人类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等等。例如，在论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疾病的时候，作者从“疾病模式”的哲学角度，全面讨论了历史、社会、地理、人文对疾病的影响，真实地还原了疾病不仅是一种生物事件，也是社会事件、历史事件、文化事件的本来面目。
如何处理历史资料和学术观点（史和论）的关系，是考量史学学术著作水平的关键尺度。《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史论融通，规避了“重史轻论”和“以史带论”这两种学术偏差。《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没有陷入烦琐的考据中，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提出了重要的学术思想，例如对流行甚广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概念提出了质疑。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概念是：健康是躯体、精神和社会幸福的一种完美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写到：“‘完美’一词立刻使此定义远离了人类的现实王国。何为躯体上的完美状态？何为精神上的完美状态？更糟糕的是，‘社会幸福的完美状态’这一短语负载着各人独特的理解，以至于仅此一点就足以使得该定义显得即使不是有害的，也是无用的。”（第39页）这样充满启迪意蕴的理论探讨，无疑有益于对“疾病”概念认识的深化。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没有用个别观点剪裁史实，而是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建立在详尽的史料分析之上，在文献参考的质量和数量、时间和空间跨度等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如在写作“婴儿与儿童早期的疾病”这个问题的时候，正文篇幅1.5万字，但参考文献多达70多条，时间跨度从1798年到1982年，空间跨度覆盖美、英、澳等诸多国家。（第130页）
4.《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的翻译体现了忠实原作、译文准确的风格。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历史纵深悠远，地域涉及广阔，横跨医学、历史、哲学、人类学、生态学、地理学等众多学科，翻译难度较大。
2000年，张大庆教授主译过《剑桥医学史》（［美］罗伊・波特等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受到广泛好评。由张大庆教授主译的《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体现了他一贯的忠实原作、译文准确的风格。开篇第一部分“导言”的译文，准确精当，流畅自如，紧牵着读者的视线；在“中国医学的历史”和“东亚的疾病观”等章节中，译者都费时查对了中国古代医学的著述名称、疾病名称、专业术语、古代哲学概念，确保了译文的准确、得当。（第20、48页）
5.鸿篇巨制也还存在着一些需要锦上添花之处，但瑕不掩瑜，《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提供了一幅人类疾病演化的整体图景，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重要的研究参考书、用起来非常便捷的工具书。
该书在著述方面有一些重要史料被遗漏。如作者在研究癌症的病因学的时候，讨论了从希波克拉底一直到20世纪不同的理论（第90页），但是却没有提及1926年丹麦医学家菲比格的旋尾线虫致癌的理论，也没有提及1989年美国科学家瓦尔姆斯和毕晓谱关于逆转录病毒癌基因的细胞起源的发现。这种遗漏是比较遗憾的。
翻译工作还可以更细致一些。如译者在翻译古印度阿输吠陀医学关于维系人体健康的三要素“Vayu”、“Pitta”和“Kapha”（第356页）的时候，原文照录，没有适当的译注，读者很难理解。翻译类似这样的、为读者不熟悉的知识点的时候，如果能够适当提供一些译注是一件颇费功夫的事情，但可以提高译著的学术价值。
总的来说，《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提供了一幅人类疾病演化的整体图景，避免了于某一个时段、某一地域对疾病片段局部认识所带来的缺陷，为把握疾病发展的脉络和演进规律提供了可信的学术资源，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重要的研究参考书；而且，这部著作的检索方式设计周全，也是一部用起来很便捷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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