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方案的胜出和付诸实施，国家大剧院的建成，是“京派建筑”的一次转型和突破，它比“海派建筑”和“广派建筑”的转型和突破要晚了几十年，但却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北京，是政治的首都，也是传统建筑文化的首都。北京建筑的现代化过程是如此地曲折，几乎每一次变化都引发
1930年代，长安街上出现了洋建筑师设计的三层高的洋楼。当时，梁思成先生认为那是“民族的耻辱”。
1950年代，中国建筑界全面学苏，在“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口号声中，大搞复古主义大屋顶。北京老太太见到那么多新的大屋顶，嘟囔道：“共产党不信神，干嘛盖那么多的庙？”
1980年代，已经改革开放。1983年，美国建筑师设计的长城饭店，因为用了玻璃幕墙，太现代了。于是，不让它盖在长安街，把它赶到了东三环的外侧。
近二三十年来，由于城市的迅速发展和建设量的激增，在北京，在长安街，具有现代气息的新建筑越来越多，但似乎常被视为异类。
1983年，我在一篇建筑评论文章中，把新中国30多年间的建筑创作实践、理念和风格，归纳为三派：京派、海派和广派（岭南派），它们分别以北京、上海、广东的创作成果为代表，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京派建筑，表现了与海派建筑的兼容并包、与岭南建筑求新求变所不同的对传统的固守。“它是新中国最早形成的、影响最广的、地位相当稳固的一个建筑流派。它表现在城市总体构图和重大建筑物在城市的规划和安排中，表现在建筑群体的平面布局和空间处理中，也表现在个体建筑的平立面和细部设计的模式和手法中。它强调城市的中轴线和向心性，把规模较小的、功能比较单纯的北京旧城的模式保持在新首都的规划图上；它推崇建筑群体的对称、均衡，把某些低层的、体量较小的建筑群体的平面和空间布局套用到多高层的、体量大了几倍几十倍的新群体上；它喜爱传统建筑的大屋顶和装饰，把它们原封不动或稍事改良之后，搬用到应用现代材料和技术兴建的新建筑上。它过于强调过去，标志和说明过去，而少于表现现在，更少于憧憬未来。它对过去常常感到满足，似乎传统是用之不竭的源泉。创新不足，鲜于探求。”“对称、均衡的平立面构图手法和大小琉璃瓦顶一类形式，毫无例外地应用于功能截然不同的住宅、旅馆、疗养院、文化宫、展览馆、剧场、办公楼、美术馆、火车站以及其他各类建筑物或建筑群体中。”从上世纪50年代的“民族形式”复古主义到80年代、90年代的“维护古都风貌”和“夺回古都风貌”建筑方针的推行，令北京建筑创作长期处于一种保守和禁锢的状态中。
在国家大剧院国际建筑设计竞赛开始时，业主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竞赛文件・附件》中，对国家大剧院的建筑风格（体量、形式、色彩、文化氛围以至民族传统和时代精神）提出了三方面要求。这些要求后来被通俗地转述为“三看”：一看是一座大剧院，二看是一座中国剧院，三看是一座天安门地区的剧院。
从历史发展看，“三看”正是“维护”和“夺回古都风貌”的余绪。它束缚了参赛的中国建筑师的手脚，而把“三看”完全置诸脑后的安德鲁，却在竞赛中胜出。
安德鲁方案的胜出和付诸实施，国家大剧院的建成，方才宣告了“维护”和“夺回古都风貌”的真正退场。这是“京派建筑”的一次转型和突破，它比“海派建筑”和“广派建筑”的转型和突破要晚了几十年，但却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对国家大剧院，反对者说它带了个坏头，带出来那么多畸形建筑和妖魔鬼怪建筑，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和羞辱；赞成者说它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没有这个开端，鸟巢、中央电视台大楼就不可能跟着出现。
关于北京建筑的争论仍在持续，但无论如何，国家大剧院可视为“京派建筑”转型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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