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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丁杨 聂华苓 1925年生于湖北，1949年定居台湾并开始发表作品，1964年赴美。 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翡翠猫》、《台湾轶事》，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散文集《鹿园情事》、《三生三世》等二十余本。其中《桑青与桃红》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并获“美国书卷奖”。 1967年与美国著名诗人保罗・安格尔（PaulEngle）共同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前往爱荷华写作、交流，来自内地、台湾和香港等地的华人作家成为国际写作计划的重要邀请者。 |
去见聂华苓女士之前，已细读过她的新书《三生影像》（三联书店2008年6月出版）。书中文字与照片将她大半个世纪的人生勾勒出来，有颠沛有安稳，有伤恸亦有欣喜，家国思绪与亲情爱情交织缠绕，跨越万水千山，绵延几十年，传奇般丰富而精彩。“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树叶在爱荷华”，她书中写的这四句“序”或许最能概括她的人生。
采访约在清华大学一栋宁静、别致的二层小楼。当天暑热袭人，我额上带着汗径直上二楼，门开处是聂华苓热情和善的笑容，室内无日晒，一下子凉爽起来。她前一天从美国抵京，时差尚未调整好，但看上去神采奕奕。黑眼影，瘦削的身材，黑地白花连衣裙，加上不时发出的爽朗笑声，实在不像八十几岁的人。
她很健谈，反应敏锐。说起前尘往事，那些消散在时光中的故人，特别是聊到由她1967年发起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谈及她的PaulEngle，目光中就满是激情和温暖。她的故事太多，多到不仅一下午的采访无法尽述，怕是厚厚一本《三生影像》也写不完。
采访过后的星期六，聂华苓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见到十几位曾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邵燕祥、莫言、李锐来了，苏童、毕飞宇和迟子建坐了一夜火车也赶来了，为的是给她一个惊喜。他们都曾领略爱荷华的美丽风景，品尝过聂华苓的丰盛家宴，近距离感受到这位至情至性女子的人格魅力。那些年，在爱荷华窗外看得到青山和小鹿的家里，聂华苓就这样做着迎来送往的文学“女主人”。
“国际写作计划”是一颗硕果
记得在1980年代，有一次董秀玉跟我女儿蓝蓝说，你妈妈应该写一本自传。那时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写自传还不是时候。那些年，回到内地我是海外华人，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在爱荷华我是中国人，我到底是哪里人？连自己也搞不清楚。
2003年，我把一生的记忆一篇一篇写出来，就是《三生三世》，写完之后我突然发现了答案，知道自己在哪里。这是我对自己人生记忆的总结，也是对我经历的20世纪的总结。隔了几年，我在《三生三世》基础上又补写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文章，这些文章融在全书的每个部分，另外我还选了284张老照片，一一写了图注，并非简单的“某年某月摄于哪里”之类，虽然我尽可能写得简洁，但仍然包含很多信息。这些内容就构成了《三生影像》。
我在书里写“我是一棵树”，我和Engle做的“国际写作计划”就是我的果实。从当年我在爱荷华河上那艘小船上产生这个想法到现在，已有一千二百多位来自全世界的作家到爱荷华参与这个计划，其中包括一百多位华人作家（记者注：包括内地、台湾、香港及其他海外华人作家）。
1964年，我受Engle邀请去爱荷华参加他主持的“作家工作坊”。在那里，我的身份是个外国作家，此外还有几位印度、阿富汗和菲律宾的作家。那时我就觉得虽然我们都是从事文学创作，但跟美国作家还是很不同。于是我就想创立一个特别计划，邀请美国之外世界各地的优秀作家前来交流、创作。这些作家来自伊朗、印度、日本、南非等亚非国家，也有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的，还有（前）苏联的。爱尔兰的希尼、土耳其的帕慕克、日本的吉增刚造、波兰的米沃什等，都来过爱荷华。
说到邀请作家的标准，当然要邀请最好的作家。有人留意到我们邀请的作家名单，说我们爱邀请“问题作家”，其实这是误会。我们更多是看作家的作品来定，（前）苏联、捷克、罗马尼亚的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非常棒，但由于某些原因不容于当时的政府，书被禁，甚至挨整、坐牢。他们首先是“好作家”，而不是“问题作家”。
因为我是中国人，这个计划创立到现在，中国作家的获邀数量最多，每年邀请的中国作家也大多是我提名。计划实施的第一年（1967年）邀请了12位作家，其中就包括台湾诗人痖弦。后来，香港的戴天、台湾的柏杨、陈映真、吴晟、张大春等作家纷纷来到爱荷华。等到中国内地改革开放，萧乾成为我们第一个邀请的内地作家，后来的丁玲、汪曾祺、阿城、张贤亮以及再后来的残雪、苏童、西川、余华等，基本涵盖内地不同年代的重要作家。最近邀请的华人作家是台湾的骆以军和香港的潘国灵。
一直以来，“国际写作计划”的主要困难就是经费问题。邀请作家的经费主要是Paul Engle募集而来，也有一些外国作家是由本国政府或文化基金会资助前来，曾有台湾作家来爱荷华是由《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提供经费。虽然困难重重，但Engle和我不停想办法，比如从一些热心文化事业的美国企业家那里募集一些钱。后来，邀请内地作家的经费，也有我和爱荷华大学的几位教授自己凑的。所幸，这个计划进行这么多年从未中断过。
我是1988年从“国际写作计划”退休的，原因是Engle年纪大了，我想多花些时间陪他。但是很难彻底退休，每年邀请作家的名单，特别是中国作家的人选我还是要花心思。
《自由中国》影响我一生
从1949年到1964年，我在台湾生活了15年，那段时期对我整个人生都有巨大的影响。谈到这些，就不能不提我在《自由中国》杂志的日子，我在《三生影像》中专门用“第二部”来回忆那段时光。
我到台湾的时候才24岁，当时想的就是要找一份工作，听说有个叫《自由中国》的杂志在招人，还听说胡适是发行人，我去见了主持杂志的雷震先生，于是我就参加到那个群体里。一开始做整理文稿的文员，后来又做文艺编辑，还进了杂志编辑委员会。
当时编辑委员会的阵容真是厉害啊。前面说了，发行人是胡适，主持人是雷震，此外还有北大教授毛子水、国民党官员杭立武、台湾银行总经理瞿荆州等，也有像殷海光那样的年轻知识分子。跟这些人在一起工作，我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记得那时开编辑会很有趣，毛子水先生比较保守，殷海光是激动的少壮派，思想尖锐，他们一老一少常常会辩论，最后雷震先生只好从中调和。那时我还年轻，思想和人生态度还未完全成型，这些经历对我的人生观和思想、待人接物的方式都影响很大，甚至奠定了我整个的思想体系。后来《自由中国》被封，一起共事的同事各奔东西，雷震先生还入狱，这些往事，今天想起来还是让我感慨不已。
柏杨的信与艾青的壶
早年在《自由中国》的经历，还有后来在爱荷华主持“国际写作计划”，使我有机会接触很多作家，和他们成为朋友，有些还成为相知一生的挚友。我现在还会常常想起这些朋友，想起和他们在一起的情景。
前些天我发表了一篇怀念我的老朋友柏杨的文章，《自由中国》曾发过他的《幸运的石头》等讽刺小说，那时候他还叫郭衣洞呢。后来我到了爱荷华，《中国时报》、《联合报》会寄报纸给我，也寄一些书，我就发现一个叫柏杨的写文章的风格很像当年的郭衣洞，毕竟我编过他的稿子嘛，后来我才知道柏杨就是郭衣洞。
1968年，他因为翻译美国漫画《大力水手》而被冠以“叛乱罪”坐牢，等到重获自由已经是1977年。出狱后他就给我写信，托孙观汉先生从台湾将信带到美国交给我，那以后他的来信不断。虽然我们多年不见，但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我就想要请他来爱荷华，这个想法一直到1984年才成行。柏杨和张香华到了爱荷华和我、Engle一见如故，也许我们各自的婚姻有些相似吧。
柏杨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我也是，他算是我的学长，但按年纪，他比我要长一辈。他是个很仗义的人，回到台湾之后就开始为我能再度回台而奔走。这中间波折很多，好在后来台湾方面终于答应让我申请赴台。那是1988年，当时很多朋友到机场热烈欢迎我和Engle，大家开酒会，畅叙友情。记得那次到台湾之后一切很顺利，见到很多老朋友，我整整呆了三个星期。
1978年中美建交，当天我和Engle正在阳台上喝咖啡看报纸，我得知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跟En鄄gle说，这下子可以邀请内地作家来爱荷华了。
那一年，我和Engle带着两个女儿回到内地，我们去了北京。我跟夏衍先生说起，要邀请中国内地作家去爱荷华。我那次就打听艾青和丁玲的消息，后来遇到蔡其矫，他说他是诗人，我问他认不认识艾青，他说认识，我又问他艾青在不在北京。他说，去打听一下。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艾青在北京，还约艾青和我们在景山脚下见面。我兴奋得推掉其他约会，但蔡其矫又打来电话说，艾青不能来了。
过了几天，也就是我们即将回美国的前两天，突然一个电话打到我住的华侨饭店，说：“我是艾青，我在北京。”我说：“啊！能不能见个面啊？”他说可以。记得那天我们迟到了十分钟，看到艾青在太阳底下等我们。他和Engle拥抱在一起，两个人都流泪了，我眼泪汪汪地在一旁看着。当时他住在一个大杂院里，胡同窄得汽车都过不去。院里都是小炉子，摆在每间房子门口。他的一间小房里是上下铺的床，一张书桌，下面堆满了画，一把椅子。我问他，你还在写诗吗？他说，当然不会停的。他把抽屉拉开给我们看，说，看我这些年写了这么多诗。那时候的艾青真可爱。
有个细节我书里没有写。我们见面后去北海仿膳饭庄吃饭，那是当时北京最好的饭店。吃罢饭我们要付账，结果Engle和我还有两个女儿互相问，你带钱了没有？四个人居然全没带钱！那时候人心还是很单纯的，仿膳就说，你们明天来付吧。
后来艾青和我们去华侨饭店，他和Engle聊诗，有谈不完的话。艾青问我，你们什么时候走？第二天晚上，艾青夫妇又来了，他送我一个宜兴紫砂壶，说这个是文革之后他剩下的不多的好东西了，送给我做纪念。现在这个紫砂壶还在我爱荷华的家里，舍不得用，生怕用坏。
丁玲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1978年回北京没能见到她，1980年我又到北京，在中国作协的安排下见到了丁玲。去医院之前，我和Engle跑了好多地方才买到鲜花，好几种，装饰在花篮里。丁玲看到我们很兴奋，她和Engle不知道在说什么笑话，两个人都大笑。我很感动――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美帝，这样开心地笑。丁玲说很想亲眼看看美国，于是1981年我们就邀请她去爱荷华。我们后来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和Engle有说不完的话
我是个有些小布尔乔亚调调的人，Engle出身贫寒，他的爸爸靠帮人养马为生。他对田园生活，对土地有着热切的爱，所以我在书中说他是“从玉米田来的人”。在我们共度的27年里，影响是相互的。我们结婚的时候，我都四十多岁了，都不是年轻人了，此前我们也都经历过一段婚姻，所以我们很懂得如何相处，如何互相适应、调整。我们很少争执，每次有分歧不是他让步就是我让步，好像还是他让着我的时候多（笑）。我们的相处之道就是多沟通，我们会长时间地交谈，谈人、谈事情、谈文学，也谈“国际写作计划”，哪个作家怎么样了？他们的国家怎么样了？共同的兴趣和话题让我们一直默契地生活着。现在你要问我，家在哪里？我会回答，是爱荷华，因为那是Engle出生和长眠的地方。
Engle的过世太突然，那是我们一同出游，在芝加哥机场转飞机，他去买《新闻周刊》，就再也没回来。这对我的打击太大，哪怕生几天的病，我也会有些心理准备。那次本来我们要去波兰领一个“国际文化奖”，他去世后我只有给当地的朋友一个一个打电话解释，那段时间的心情跟死了一样。
Engle去世之后，有好多年我没有写作，而是在慢慢整理他的文稿，有些文章发表过，有些还没来得及成书，我把这些文章编辑在一起，编了一本关于他童年的书――A Lucky American Childhood。很多诗人都不太会写散文，如果诗人能写好散文，那需要语言的敏感和细致,而Engle的那些散文可以说是经典之作，Classical。编写的过程中我会常常想起他，既欣慰也难过。
此外，我还编了一本参与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作家们回忆他的书。从1942年到1966年，他主持“作家工作坊”。在美国，一个作家进入过“作家工作坊”是一种光荣。我就分别联系、邀请这24年获邀的作家写写记忆中的Engle。编这两本书花了我好几年时间。
再后来，我静下心来写《三生影像》中这些回忆文章。我的写作从来就没什么计划，写作不能够逼自己。我知道有些很红的作家，总是逼着自己非写不可，我不是那种类型的。
我对当下的中国作家及其作品还是有一些了解的，我会看一些他们的书，“国际写作计划”也还在不断邀请华语作家去爱荷华。这一次我要从北京再去香港，参加香港浸会大学主办的一个文学奖的终评工作。
对比起来，我觉得中国内地的作家非常有生活体验，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真像是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是有根的，他们的文化积累和社会经验，还包括他们吃过的苦，都能够在作品中体现。台湾作家则比较有思辨性，他们的作品是慢慢打磨出来的，他们跟内地作家的语言风格不太一样。像我这样当年从内地到台湾的作家，毕竟还带着原来的文化来写作，而年轻一代的台湾作家，他们的语言和技巧都是重新创造的，他们的写作比较内敛。香港的作家，虽然也用中文写作，但视野和风格都比较西化。把三地作家的写作风格相比较是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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