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特・格拉斯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在20世纪末为德国文学界一个世纪的历程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彼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人民的良心”、“道德法庭”、“德国文学的丰碑”、“德国形象的杰出代表”等一顶顶桂冠落在了他的头上。赞誉既来自对格拉斯文学成就的肯定，也来自于与他的文学成就密不可分的思想立场
――他是德国战后文学艺术界反思纳粹历史的代表人物之一。时隔7年，2006年，功成名就的格拉斯在没有任何外力逼迫的环境下，出版回忆录《剥洋葱》，讲述了自己17岁参军被编入党卫军的经历。“剥洋葱”的书名是一个比喻，出自他获得诺奖的作品《铁皮鼓》中的描写：各色人等在战后匮乏的年代里，花高价到洋葱地窖夜总会去剥洋葱，借洋葱味的刺激让自个儿痛哭流涕，回忆平日不愿回忆的过去。在这一黑色幽默中，格拉斯对战后人们拒绝反思表达了不满。2006年，年近八旬的格拉斯将忏悔和反思指向自身，如果他没有长期清算纳粹历史的左翼知识分子身份，这也许不算什么大事，但问题就出在他的这个双重身份上――本身有着“纳粹污点”，长期以来并不为人所熟知，同时又标榜自己的反纳粹立场。《剥洋葱》出版后，对于这位沉浸在痛苦的反思中的老人，德国人没有采取原谅的态度，相反，迎面扑来的却是一片质疑、困惑、失望、批评、谴责、愤怒，乃至是谩骂之声。有的说他是“胆小鬼”，有的骂他是“伪君子”。连文化部长伯尔恩・诺伊曼也表态说：“他的文学作品会长存，可作为道德法庭的名声受到了损害，而他一直自视为道德法庭。”
格拉斯事件的影响并不仅仅在德国。因为它既牵扯到如何理解二战后德国人精神反思的深度，也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我们的东邻日本对法西斯遗毒的清算，。作为中国人，阅读格拉斯，应该说具有多重的意味。2006年，国内媒体将格拉斯事件作为重头文化事件大肆渲染，可谓空穴来风，其来有自。综合各方面的观点来看，中国人似乎对这位德国老人给予的更多的是同情、理解，甚至投以敬佩的目光。这也许是中国人的善良、随和和宽容的性格所致，也许还有我们自己以及东邻日本文化中缺乏这种眼睛中揉不得沙子的彻底精神在起作用。今年年初，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这本广受争议的回忆录，又引起我们进一步深入的阅读、反思。
景德祥教授是著名的德国史专家，曾在德国留学、工作达17年之久，对二战后德国人反思战争历史的历程体会独深。借助于评论《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一书之机，他为我们讲述了二战后德国人反思纳粹历史的艰难历程和左右翼知识分子的不同态度，相信对于我们理解格拉斯事件会有所帮助。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