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赛》插图
希腊无愧是一个诗的王国。约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以及约公元前6世纪的萨福情诗，开启了西方诗歌的先河，成为文学艺术中叙
希腊注定是一个诗的王国。这取决于数千年延绵不绝的希腊语言，取决于大自然对这片土地的厚爱和恩赐，取决于它的悠久的文明积淀和诗歌传统。正是由于这三重作用的合力，才使得希腊不可能不产生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诗歌作品。
众所周知，希腊语和汉语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仍在使用的古老文字；而其他古文字由于种种原因，均已随着文明的变迁而泯灭，仅存为一种供学术研究和文物考证的文字符号。语言文字，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最重要载体，对任何物质及精神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试想，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发生了断裂或同化，其文明进程将会产生何等的悲剧性结果。正是由于继承了本民族语言的丰富遗产，历代的希腊诗人才得以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才能够造就出一大批将古老语言、诗歌传统以及时代精神和艺术潮流融汇贯通的诗坛巨人。诚然，语言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的；相反，有时它还会演变为精神及思想的障碍。恰同汉语言的演变那样，希腊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经历了仿古语（文言文）、雅语（书面语）、俗语（口头语）以及共同语（普通话）的演变过程；这些语言上的演变纵横交错，相辅相成，新陈代谢，在希腊历代的文艺思想和诗歌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艺术的常青得益于语言的常青，这正是希腊诗歌经久不衰、诗杰辈出的神秘及魅力所在。
希腊亦是一个众神之国。从希腊悠久的神话历史中，我们可以感悟到希腊民族神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和生活态度。也许正是因为乐于与神沟通，希腊人民才赢得了大自然的无限厚爱和关照。到过希腊的人，除了赞叹它那俯拾皆是的文明古迹，同时也都会为它的自然风光所心醉神迷：湛蓝的天空，碧蓝的海水，轻柔的海风，星罗棋布的岛屿，树影婆娑的橄榄林，还有“如卵石美丽赤裸平滑的少女”；而这一切又在昼夜时辰的轮回中变幻莫测。白昼里，阳光明媚；夜幕下，月光皎洁。生活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阳光诗人和月光诗人呼之欲出。当然，大自然赐予希腊诗人的不仅仅是欢乐和享受，还有忧伤和痛苦。当一个文明古国面临异族侵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长达四百年的统治）、民族危亡（小亚细亚沦陷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法西斯占领）和政治危机及国家动荡（希腊内战和军人独裁）的历史时刻，它的诗人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此时此刻，在诗人的心目中，大自然露出了它悲凉和冷漠的一面，转换成了诗人抒发时代心声以及内心激愤和痛楚的参照物。
自荷马时代起，希腊诗歌如同一条大河，湍流不息，支流密布。从荷马史诗到萨福抒情诗，从古希腊悲剧到中世纪民歌民谣，希腊的诗歌宝库蕴藏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艺术遗产。与此同时，对欧洲乃至世界诗歌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希腊诗歌，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也开始受到来自其他艺术思潮及创作观念的影响。希腊的近现代诗人群体，一方面得天独厚地继承了这份宝贵遗产，另一方面则要面对同时代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如同我国的诗歌同行所遇到的现实状况一样，如何看待认识并且在实践中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了每一位希腊诗人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我们惊喜地看到，伴随着希腊近代民主运动的崛起和民族解放，伴随着欧洲现代诗歌艺术的蓬勃发展，每一个时代的希腊诗人，都以他们各自对历史和时代的亲身感悟以及独到的艺术观念及表现手法，对上述问题做出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所必须做出的回答。而答案正是各时代的希腊诗人留给我们的杰出作品。
1821年的希腊独立革命拉开了希腊本民族文艺复兴运动的帷幕。在这场运动中冲在前面的，正是一批曾在欧洲各国学习并深受法国浪漫主义影响的年轻诗人。他们主张文学创作中的文字改革以及雅语的俗语化。诗人狄奥尼索斯・索罗莫斯（1798-1857）则是其中的集大成者。索罗莫斯早年留学意大利，但却对本民族的语言和民歌倍感兴趣；他在浪漫主义、希腊爱奥尼亚七岛派诗歌以及克里特民歌的多重影响下，提出了弘扬民族文字的创作理念。他的代表作《自由颂》成为了当时大众最为喜爱的作品，并且在后来被选为希腊国歌的歌词，而诗人本人也当之无愧地被后人视为现代希腊文学的先驱者之一。
考斯蒂斯・帕拉马斯（1859-1943）是继索罗莫斯之后希腊文坛的又一位领袖级人物，被公认为是19世纪末希腊文学的最高典范。帕拉马斯受到法国帕纳萨斯文学运动的影响，对另一位希腊诗人卡尔沃斯（1792-1869）在统一文人雅语和大众俗语上的大胆尝试推崇备至，并且在此基础上推进和完善了前期的文学语言变革，使得文学创作语言达到了古典优美和生动简洁的完美结合。他所创立的新雅典派为日后的希腊文学进程奠定了新的里程碑。他的诗歌代表作《十四行诗》，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人类的理想、民间神话的象征以及希腊文明的历史兴衰，为诗人赢得了民族诗人的美誉。
另外一位较帕拉马斯稍晚出现并被视为帕拉马斯继承者的大诗人是安基罗斯・希克里阿诺斯（1884-1951）。他对希腊文学乃至整个民族文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在当时外族入侵、民族危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所极力倡导的以追溯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以及复兴古希腊理想为远大目标的文化运动。为此，他创立并发起了德尔斐复兴计划，从重新演绎古希腊悲剧入手，引发全民族的爱国精神和思想觉醒。他的诗歌作品恢宏庞大，意境深远，文字流畅，表达了诗人对宇宙象征、神秘崇拜以及古代俄耳普斯艺术精神的不懈探索和追求。
与帕拉马斯同时代的另一位希腊诗人康士坦丁诺斯・卡瓦菲斯（1863-1933）却在创作理念和实践上独树一帜。他出身于破落的富人家庭，长期独自生活在曾是希腊殖民地的亚历山大城。卡瓦菲斯对民族历史兴趣浓厚，对创作语言有其独到的见解；他的诗歌语言简练明了，幽默机智，在雅语和俗语之间穿梭迂回，极富个性。他娴熟地运用象征主义手法，借助神话方式，汲取历史典故，通过讲述古代及近代希腊的日常生活和民族事件，表达他对时代的个人看法。卡瓦菲斯大器晚成，他的艺术成就在他逝世后的许多年才被后人所认知，他的艺术尝试被后来的许多诗歌创作所验证；如今，他已成为国际知名度最高的希腊诗人之一。
20世纪初，在当时特定的政治及社会环境下，西方世界风起云涌的哲学及艺术思潮，对希腊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悠久的文化传统再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与现代主义发生了强烈的碰撞。象征主义、存在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此起彼伏，在希腊文坛上掀起了阵阵狂飙。在此狂飙突进中，希腊诗人没有因循守旧，闭门掩耳；相反，他们与时俱进，敢于弄潮，在与现代主义的交汇及磨合中先后诞生了两位杰出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乔治・塞弗里斯（1900-1971）和奥德修斯・埃利蒂斯（1911-1996），并使现代希腊诗歌达到了它的巅峰时期。在塞弗里斯的代表作《画眉鸟号》中，诗人假借他在希腊波洛斯岛亲眼目睹的一艘沉船的名字，嵌入荷马史诗的主题及神话场景，采用艾略特用神话和历史来看待社会现实的艺术思维方式，展现了他所处时代的巨大动荡和困惑，阐释了面对毁灭和死亡时人类存在的恐惧。而埃利蒂斯的代表作《理所当然》，则是一部熔叙事和抒情为一炉的哲理长诗，是一幅以希腊为背景，以人类诞生、受难、永生的过程为主线，表现生命价值及意义的宏伟画卷。全诗的主题思想――“这个渺小的、这个伟大的世界”，是认识和把握全诗的钥匙。诗人巧妙地将这一思想和基督教有关生命的神秘观念融合在一起，从实践和认识的角度出发，揭示了诞生、受难、死亡、复活、永生的奥秘，阐明了渺小和伟大的辩证关系及其对立统一。
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想刻意再提及一下卡瓦菲斯、塞弗里斯和埃利蒂斯这三位伟大诗人以及他们在继承民族传统和诗歌创作上的共性和个性。翻开三位希腊现代诗歌代表人物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到字里行间的神话、历史、宗教、传说等种种元素；这说明了他们都以某种方式与本民族的传统保持着联系。然而，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探寻一下这些元素的表现方式以及它们与诗中其他元素的内在关联和相互作用，我们不难发现，三位诗人各自的表现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卡瓦菲斯无疑是先驱者，塞弗里斯肯定是集大成者，而埃利蒂斯则是他们三人中的另类。在此我想打个形象的比喻。假如说三位诗人的创作背景和平台是希腊文明的废墟，那么，卡瓦菲斯是处在废墟的边缘创作，塞弗里斯是站在废墟的中央创作，而埃利蒂斯则是悬在废墟的上方创作。卡瓦菲斯的诗，尽管在讲故事，但叙事者若即若离，更像是一个旁观者；那故事情节的荒谬，那叙事者的狡黠和幽默，使读者极易产生间离感。塞弗里斯的诗，将我们统统带进古希腊光荣的腹地，令我们深感历史的重负和对失去文明的悲哀。埃利蒂斯的诗则不然。诗人追求的是超然和自然的艺术结合。因而，他不去简单地引用或模仿，而是将具体的神话故事转换为创作上的神话模式。这样，诗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对神话及历史点到为止，继而用他自己的神话模式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对这三位大师的作品，我真是难以割舍。我敬佩卡瓦菲斯，他如此大胆无畏，在他的时代作出了许多年后其他诗人才作出的事情；我尊重塞弗里斯，他如此忍辱负重，令我每每想起时代所应有的历史感和使命感；我喜爱埃利蒂斯，他如此超然脱俗，以他纯洁的心灵和艺术感受，谱写着当代人类的新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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