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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走近中国”之路

2008-09-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叶隽 我有话说
严格说来,《图兰朵》只能算是席勒的改编剧,非其原创。但由于诗人执着地追寻东方的诗意表述,反倒使得此剧成为了中德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可圈可点的事件。席勒对中国当然不了解,甚至很欠缺基本的常识,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中国心生向往,其实,早在1791年时,他就与穆尔(Christoph Gottlieb von Murr,1733-1811)相识,
此后颇有联系。1794年7月8日,穆尔向席勒寄赠其德译《好逑传》(但此译本早在1766年即完成)。1795年3月5日,席勒复函致谢。同年,席勒创作了《孔夫子的箴言》(Spruch des Konfuzius)。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这位中国的至圣先师在异族的知识精英笔下,竟是何等的形象?

时间的步伐有三种不同,

姗姗来迟的乃是未来,

急如飞矢的乃是现在,

过去却永远静止不动。

它在缓步时,任怎样性急,

不能使它的步子加速。

它在飞逝时,恐惧和犹疑

不能阻挡它的去路。

任何懊悔,任何咒语,

不能使静止者移动寸步。

你要做幸福、聪明的人,

走完你的生命的旅程,

要听从迟来者的教诲,

不要做你的行动的傀儡。

别把飞逝者选作朋友,

别把静止者当作对头。

这显然是对孔子“现代德国”的阐释,虽然在中国人眼里未免过于“陌生化”,但却也并非“信口开河”,他主要的依据,很可能是《好逑传》中所呈现的孔子之像。有论者曾批评过歌德中国文化观的不足,陈铨说:“我们很可惜的就是歌德所读过的三本小说《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的作者,都是代表孔子的人生观的,所以歌德所看见的也只是孔子的世界,至于中国文化里面道教佛教的成分,歌德没有机会接触。”至少,席勒的中国文化观,尤其是他的孔子观主要是建立在中国小说,主要是《好逑传》基础上的。正如陈铨所揭示的那样:“照孔子的学说,一个人理想的生活,就是一种安居乐业光明清楚的生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彼此间的责任都是明明白白地定出来了的。一个人用不着疑难地思想,只须照圣人定下来的规律去身体力行,并且只有从身体力行上用工夫,一个人才能够达到人生最高的目的,就是道德的完成。这一种人生观里边没有激烈的感情,没有无穷的渴想,没有梦幻的境界,没有神秘的性质。你也可以相信鬼神,相信身后魂魄的存在,但是你一切的责任,却在目前实际的人生。”

不错,这正是孔子注重现世生活的基本观念,你可以说他毫无浪漫,但它却是中国人生观的基础,所谓“未知生,焉知死”大致可以反映其执着于生命本身的“入世精神”。从这首诗来看,席勒显然很敏锐地把握了孔子思想的精义,即既不看重过去,亦不冀望来世,而是把握住“急如飞矢的”现在,因为走完“生命的旅程”者,才是“幸福、聪明的人”。

有的时候,阅读与求知是凭借一定的机缘而达致的,譬如说席勒对中国文化的接触,一方面启蒙时代的大背景不可能没有影响;另一方面偶然的机缘,譬如说与汉语著作的德译者的结识,恰恰可能促进这种关联。更有意思的是,穆尔并非是个简单的翻译者,他对中国文化似乎颇感兴趣并试图加以介绍,这表现在德译本《好逑传》中加入了一章很特别的东西,即“中国格言和深刻的道德表述”。虽然,从整体情况来看,1796年歌德对《好逑传》的认识还很难算高明,到了晚年他又重读此书并评价颇高,但至少在当时,歌德、席勒对中国文学都已有所接触,而且不仅如此,他们对中国文化、思想也有所探讨。

1797年12月6日,歌德从魏玛图书馆借到了一本《外国历史、艺术和风俗新鉴》(Neupolierter Geschichts-,Kunst-und Sittenspiegel auslandische Volker),此书中虚构了一名中国学者与耶稣会士的对话。1798年1月3日歌德将此书推荐给席勒说:“您随后会收到我寄去的副本,这是由一位中国学者与耶稣会士的古老对话,一方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一方则是完全的莱因霍尔德派。这一发现对我来说实在非常有吸引力,并对我关于中国人智慧的认知以很好的启发。”随即,在1月6日歌德致信席勒又谈到此书:“我将上次谈到的哲学对话随信寄去。如果中国人能抓住焦点问题(热锅),并对他的对手说:‘对,我创造了它,你拿去用吧!’这会让我感到更好。我想知道,耶稣会士将会对此做何回答。”

席勒不久复信歌德说:“传教士与中国人的形而上学对话使我很觉得有趣,用哥特式语言尤其显得合适。我只是不太明白,在这些情况下有时究竟会怎样,在中国人的理性之后隐藏的究竟是智慧还是平庸?您究竟是从哪里发现了这些美丽的篇章?如果能将它和我们最新的哲学加以细微的联系后再印出来,将会非常有趣。”

毫无疑问,与居于典范位置的“古典希腊”,甚至其它重要文化资源,如英国、法国相比,中国的地位不会太重要。甚至即便与同为东方的阿拉伯、印度相比,中国也未必能优出一等。但对文化资源的选择、汲取和创化的过程是非常奇妙的,它固然主要取决于受者本身的趣味、取向与策略,也会受制于更大的背景如语境、潮流与需求;但同时还有一层潜移默化的因素,即资源(授者)本身的引力、契(合)性与作用。中国文化对歌德、席勒之发生作用,恰恰证明了后者的可能。席勒曾考虑过改编《好逑传》,1796年1月12日与歌德谈及此书。1800-1801年间,席勒曾与该书的出版商翁格尔(J.F.Unger)联系,磋商改编出版事宜,但最终席勒并未践约;好在他的中国兴趣通过另一部中国剧本的改编而实现,这就是《图兰朵》。

席勒当然不懂中文,所以他之接触中国,只能通过译本与中转介绍。所谓中国公主图兰朵的故事,最初见于17世纪波斯的著名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意大利诗人谷齐(Gozzi,1720-1806)于1762年将其改编成剧本。但席勒颇不以为然,认为该作“在布局上表现出了极大的才思,但就诗剧的生命来说,还不够完美。人物像牵线的傀儡,一种拘谨的生硬性贯穿着全剧”,因此他之所以见猎心喜,要一试身手,其初衷在于“但望通过诗意方面的润饰,使这剧在演出时有较高的价值”。席勒所接触到的各种文本肯定很多,当然会有别的原因驱使才会使之“见猎心喜”乃至要“跃跃欲试”,其中国情结的愈益深重,很可能是由于背后的驱动之力。这其中,固然有对《好逑传》未能落实为实际行动的补偿,也同样有对孔子思想认识的加深,1799年时,席勒又作了第二首《孔夫子的箴言》(Spruch des Konfuzius):

空间的测量有三种不同。

它的长度绵延无穷,

永无间断;它的宽度辽阔广远,没有尽处;它的深度深陷无底。

它们给你一种象征:

你要进入完美之境,

须努力向前,永不停息,

孜孜不倦,永不停止;

你要看清世界的全面,

你要向着广处发展;

你要认清事物的本质,

必须向深处挖掘到底。

只有坚持才达到目的,

只有充实才使人清楚,

真理藏在深渊的底部。

总体来看,这两首诗的“诗艺”水平不高,在席勒诗歌中亦不占多高地位。但其思想史价值却值得充分关注,因为其表达出其时席勒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子思想的认知。从1801年10月底开始改编此剧,12月27日即完成,速度不可谓不快。席勒对《图兰朵》的理解,其实不外乎是亲近中国的另一种方式,以及更多自家主观色彩的“诗意误读”,有论者即认为:“席勒改编本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把戏中人物的心理描写更加深刻,第二他极力去点染上中国的色彩。”前者没有问题,作为一个文字高手与大诗人,席勒驾御文本和塑造人物的能力毋庸置疑,可后者则值得追加问号,当一个对中国本无深刻认知却又兴趣盎然的异国人来“极力点染中国色彩”时,究竟会形成怎样一幅图景?《图兰朵》给我们奉献的,正是一段异国文化因缘的最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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